乍一看这个笔筒好像没什么过人之处。笔筒绘有一学者优雅地靠在亭子上若有所思的凝望着满月，两个年轻人闲适地聊天的画面。背面是两行诗意的铭文，签署了新叶桥，还有朱师驹印章。但为什么这个笔筒会拍得如此高的价钱呢？
藏界有句俗语，清康熙时五彩方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五彩。康熙五彩运用了釉上蓝彩和黑彩，形成了红、绿、黄、黑、赭、蓝等多种颜色的搭配和运用，其蓝彩烧成后，色调深艳程度超过了青花，而黑彩又有黑漆般光泽，瓷光更艳照人。原来，贵的不是笔筒，是康熙五彩！
在明清文房器具之中，以木器之韵味最为隽永独特；
在众多案头木器之中，以笔筒之神韵最得文人偏爱。
古人炉火纯青的木作工艺将明式家具推向高峰的同时，也缔造了文人书斋中文房木器的神话。文房木器虽不是大件家具，但其木作技法及审美意蕴均不逊于家具，是为“小器大作”。
明代，文人对清玩爱好之风兴盛，无不以获取美器为荣，而且他们已经不满足于使用观赏，纷纷动手自制。
明代文人朱彝尊曾作《笔筒铭》，云：“笔之在案，或侧或颇，犹人之无仪，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闲彼放心，归于无邪。”
书房的陈设也成为品评文采的标准，因此各种式样精美的笔筒应运而生，瓷、木、竹、牙、玉等材质都被用来制作笔筒。
作为文人案头手掌的把玩之物，由于文人这一造物与审美主体的独特属性，无论是纹质瑰丽的天生奇美，还是蟠曲随形的自然神工，都将文人追求朴素之美的精神，表现到极致。
明清时期留下来的这些笔筒巧极匠心，“几成妖物”，令今人叹为观止。
明清历代皇帝极其重视文房四宝，而笔筒又为其中之首，用材之珍稀，工艺之精湛可以说是登峰造极。
在诸多材质中，以木制笔筒为佳。有紫檀木、沉香木、鸡翅木、黄杨木、老红木等。技法与竹雕大同小异，一般来讲，明代木笔筒做工朴素浑厚，刀法遒劲流畅，而清代木笔筒做工精致洁润，刀法细腻，意境深幽。
以紫檀笔筒为例，明式的很少采用较为繁复的镂雕工艺，而是利用本身的色泽、纹理或棕眼加以表现，故显得大方稳重，古朴典雅。清代紫檀木雕笔筒与明代风格截然不同，雕法更加全面，有去地高浮雕，浅刻及浮雕、镂雕、阴刻综合技法，刀法纤巧细腻，构图虚实分明，纹饰深峻生动。
有的还将各种名贵玉石、象牙、螺钿等多种原料嵌在笔筒上，加入百宝嵌后显得华丽精致。笔筒将木雕工艺融入其中，作为文房陈设器，跟明清的家具风格相呼应。
笔筒是文人案头的必备之物，是一件藏拙纳巧的美器，器型虽简而无华，但画面装饰却深含文化底蕴，置于案头，不喧宾夺主单列于桌前，却能引人入胜。
在你挥毫泼墨之际，是否觉察到案头空空，如此，该是置件笔筒以驱空寂之感了。
笔筒是文房雅致之物。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是“于细微处见精神”，虽是案头“小器”，但它包含着很多的人文气息，细节处甚至令人叹为观止。
一个小小的笔筒，置于案头，帮助文人叙说他的审美心境。同时，也向后人展示了他们的非凡才华。
唐代诗人岑参在《山房春事》中有“数枝门柳低衣桁，一片山花落笔床”的句子。
到了明中晚期，圆口直壁、造型新巧、简约实用的笔筒开始出现，经过能工巧匠的设计加工，材质多样、雕镌精致的笔筒取代了笔床，成为文人雅士的芸窗新宠，至今盛而不衰。
笔，是文人精神流动和永生的桥梁，是文人的命根子。
正所谓“文园渴甚兼贫甚，只典征裘不典琴”。而笔筒，正是人文供在书案上的情怀。
笔筒作品鉴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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