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有佳人指的中国古代哪位美女美女，从古到今，历来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也无可厚非，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美好的事物总能令人身心愉悦，美丽的女人也总会让人赏心悦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历朝历代的文人墨客，也从未掩饰对美女的歌颂赞美。
李清照有“绣幕芙蓉一笑开，斜偎宝鸭亲香腮，眼波才动被人猜”的诗句，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家碧玉形象跃然纸上;白居易笔下的杨贵妃，“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则有着一种雍容华贵的典雅大气。有直抒胸臆的，如曹植“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还有托物抒情的，如韦庄“胪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这类诗作数不胜数，无不记录了各类美女的精彩瞬间。
但要说到描写美女最传神的，在笔者看来，却并不是什么大家之作，而是一个宫廷乐师为自己的乐曲谱写的歌词。“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清新的诗句，让人如梦如幻。它没有铺陈华丽的辞藻，只有几近白描的简单勾勒，却将一个绝世美女形象，活脱脱展现在我们面前。美女长啥样?好像说得很清楚，却又似什么都没说，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空间。因为这首诗歌，李延年成功地向汉武帝推出了自己的妹妹，从而也演绎了一段极富传奇的爱情故事，足见该诗感染力之强。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是历史上公认的明君仁主。而说到汉武帝，不管是力挫匈奴的军事风采，还是强民富国的文韬武略，他都无愧于后世盛赞的大英雄。而英雄的故事，似乎都少不了美女的相伴。更何况，这个大英雄还是位尊九五的天之骄子。有人说汉武帝很好色，是色情狂，这种说法不准确。
好色用在皇帝身上本身就很可笑。但凡皇帝，三宫六院那是常设机构，后宫无异于美女俱乐部，这是皇帝的待遇。况且，皇帝肩负着皇族子嗣的血统传承，这是皇帝的任务。整天面对美女无动于衷的皇帝，历史上倒也不是没有，比如，有断袖之癖的西汉哀帝刘欣;再比如，对男人女人都不感兴趣的辽穆宗耶律璟，都是极不正常的特例。
汉武帝喜欢美女，他的一生中也从来没有离开过美女。从金屋藏娇的陈皇后，到一见倾心的卫子夫，再到晚年宠幸的钩弋夫人，她们无不是艳惊后宫的绝色美人。她们风光过，也失意过。然而，最初令人艳羡的风光，最终也没能改变她们悲惨的人生结局：陈阿娇被始乱终弃、幽怨而死;卫子夫受祸乱牵连、惊惧自杀;更可怜的钩弋夫人，则成为汉武帝立子杀母令的第一个受害者。命运多舛，令人欷歔。对于武帝，她们不过都是生命中的匆匆过客，也是人生各个阶段的不同玩偶。
凡事都有特例。只有一位美女，既得武帝宠幸而又令他至死不忘，就是“北方有佳人”一诗中提到的这位美女——李夫人。之所以这样说，有件小事很能说明问题：李夫人死后，武帝“图画其形于甘泉宫”(《汉书》)，找人画了李夫人的像挂在甘泉宫里。后宫有着众多鲜活美女，却偏偏每日观看亡者的画像，足以说明一切。并且，甘泉宫是武帝避暑的地方，是静养的场所。人在最安静时想念的东西，定然是心里最牵挂的东西。武帝在如此休闲的去处悬挂李夫人的画像，不能不说其情之切切。
李夫人真名叫什么，史书没有记载。她没有当过皇后，只是在武帝死后(李夫人死在武帝之前)，大臣霍光“缘上雅意”(《汉书》)，按照汉武帝生前的意愿，追认她为孝武皇后。孝武本是武帝死后的谥号，一样用在了李夫人身上，足见武帝对她的宠爱，足见这种宠爱在当时是有目共睹的。
李夫人的职业是倡优，《史记》中说“协律者，故倡也”，也就是古代从事音乐歌舞的艺人，相当于现在文艺圈的那帮人。李夫人的哥哥李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汉书》)，多才多艺，能歌善舞，在汉武帝宫中唱戏，属于皇家乐队成员，很得武帝喜爱。李延年也确实有些真本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汉书》)，技艺娴熟，造诣颇高，感染力极强。
《北方有佳人》这个曲子，可以说是李延年专门为其妹妹量身定做的。之所以做这个曲子，就是要专门唱给武帝听，好引起武帝注意，达到其妹得宠的目的。要说这个李延年，在这上面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把清了汉武帝的脉，知道他好这口，故意作个佳人的曲子，让他闻其声、听其意、动其心，进而见其人。
此招果然奏效。说来也巧，其时正是在卫子夫色衰之后，钩弋夫人得幸之前，可以说是汉武帝情感上的一个真空期，也是情感上的饥渴期。期间虽也有诸如王夫人等人得宠，不过都是昙花一现(这点估计李延年也注意到了)。所以武帝听说有如此佳人，自然精神为之抖擞，坚决不能错过。一召见，“实妙丽善舞”(《汉书》)，绝美如天仙，舞艺不得了，一下子就把汉武帝给迷住了。从此武帝对李夫人宠爱有加、不离左右。
然而，自古红颜多薄命。皇宫的富足，帝王的宠幸，李夫人却无福消受。她在给武帝生下一子后，便卧病不起，年纪轻轻就撒手人寰。香消玉殒，“少而蚤卒”(《汉书》)，着实让人痛惜。汉武帝一生，阅美女无数，为什么单对李夫人念念不忘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一则因为李夫人漂亮，无愧北方佳人的称号，这是前提。然而这不过是后宫女人得宠的共性，算不得主要原因。最根本的，李夫人是个聪明的女人，她懂得如何经营她与武帝之间的关系，懂得如何把自己的优势做到最大化。
女人的聪明，往往体现在对待男人上。李夫人深谙男女之道，她知道如何去俘获一个男人的心，就像他的哥哥李延年，知道如何引起汉武帝的注意一样。女人如何拴住男人的心，其实是一门了不起的艺术。并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懂得修炼这门艺术，更不是所有女人都懂得如何运用这门艺术。就古代宫廷来说，多少皇帝宠爱的女人，随着岁月的沧桑，被打入冷宫独守寂寞，演绎出多少令人心酸的悲剧。她们不知道，青春不可能永驻，美貌不可能常在。以貌美获宠，最终只能风光一时。
另外，李夫人还深谙后宫之道。“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汉书》)，李夫人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后宫法则的切身感受。她知道汉武帝之所以喜欢她、宠幸她，也是因为她的美貌。后宫佳丽如云，各有各的风色，想独占花魁，绝非易事。远的不说，陈阿娇和卫子夫便是相去未久的活生生的例子。
李夫人参透潜规则，在这方面就特别用心思，她总是向武帝展现她最好的一面，而不让武帝看到她不雅的一面。关于她和武帝之间的宫闱言行，自然已是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也无需杜撰，只需看看她在临终前的一番表现，其日常行径便可窥之一斑。
武帝去探视生病的李夫人，李夫人用被子蒙上脸，说“妾久寝病，形貌毁坏，不可以见帝”(《汉书》)，不让汉武帝看。按一般常理，但凡生了病的皇妃，皇帝来看，还不赶紧从床上窜下来撒个娇啥的呀，人家倒好，还不见。汉武帝是什么人呀，那是皇上，如此驳面子的事，自然很生气，于是“上复言欲必见之”(《汉书》)，脾气也上来了，非看不行。李夫人“遂转乡歔欷而不复言”(《汉书》)，干脆给他个后脊梁骨，转过身去不说话了。武帝无奈，只得离去。
其实，这就是李夫人的聪明所在，她有自己的考虑。汉武帝走后，李夫人与姐妹们的一番对话，便道破了天机，“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汉书》)，她想让汉武帝提拔他的哥哥李延年和李广利，有求于武帝。按说有这心思，更应该当面说清楚啊。
接下来，李夫人的话便是肺腑之言了，“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汉书》)皇上心疼我、牵挂我，是因为我漂亮，如果见到我容貌已和猪八戒他二姨一般模样，恶心还来不及呢，哪还会提拔我的哥哥呀。活的多明白啊!一个垂死的女人，仍有如此清醒的头脑，非常的难能可贵。
越看不到就越担心，越担心就越想念，脑中浮现的便都是最美的一面。就像若干年前的初恋女友，时过境迁，心中仍是其少女时的样子。李夫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李夫人果真不想见武帝吗?绝不是，人家能忍，知道见了反而适得其反。
比方说，李夫人满心欢喜地掀开被窝，露出那张已被病痛折磨蹂躏得不成样子的脸来，满目含情或满眼是泪的，像先前一样扑向武帝抛个媚眼啥的，已是东施的尊容，仍要摆出西施的做派，也不是那么回事了呀。武帝一看，我滴妈呀，偶滴美人咋这副德性了尼?回去晚上再做噩梦，估计探视也就这一回了，还不马上另觅新欢去去晦气啊。
李夫人死后，她的两个哥哥，李广利被封为贰师将军、海西侯，李延年封为协律都尉，都得到了重用。足见李夫人的方法是奏效的。而在李夫人死后，武帝夜不能寐，每日看着画像哀叹，止不住地思念，甚至让方士为其做招魂之术，更证实了其策略的正确性。
方士招魂，好似表演大型魔术，光线需要柔和迷蒙些，于是布景选在了晚上：点上蜡烛、设置帷幔、摆上酒肉，折腾个溜够，让武帝坐在另一个帏帐里，等待见证奇迹的时刻。结果还真如魔术一般，武帝“遥望见好女如李夫人之貌”(《汉书》)，也不知道咋弄的，而且还“幄坐而步”(《汉书》)，活灵活现的。热衷于刘谦魔术揭秘的，你来来这个，你总不能说我们伟大的汉武帝也是托吧!搞不好要杀头滴。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魔术也好，是道士的幻术也好，总之都是假的，人人心知肚明。重要的是看效果，它能令武帝高兴，勾起对往昔美丽的回忆，这就足够了。无怪乎当时武帝由衷地慨叹，“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汉书》)姗姗来迟的成语就是打这来的。
武帝还亲自为李夫人作赋，其中有“秋气憯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畺”，其情切切，其意绵绵。足见李夫人已在他心中扎了根，位置已是无可替代。白居易有《李夫人》诗一首，其中有“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若斯”的诗句，从中也能看出：汉武帝对李夫人的情感，是和普通人一样的真诚而质朴的情感。
汉武帝建立慰安妇制度真实内情
汉武帝创立营妓制度，让妓女作为慰安妇为军人服务，体现出雄才大略的皇帝善解人意，关心士卒性苦闷的仁慈心肠。慰安妇制度始创于汉武帝，这是真的吗?
近代，我国涉及古代妓女的性学历史著作，大致都沿用营妓始自汉代的记载，究其出处，均系引自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的“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不衰。《万物原始说》：‘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见《汉武外史》。’(明人《正字通引》)。”然而这一说法全然缺乏可信的正史确凿原始资料为依据，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史籍资料作旁证。
1 不足为凭的《汉武外史》
解析上述《中国娼妓史》的这段文字，其含义应为：明末张自烈在《正字通》中，引述了《万物原始》一书关于“汉武始置营妓”的记载;而《万物原始》的这一内容，则是从《汉武外史》转引的。由此可知，“汉武始置营妓”之说最早应见于《汉武外史》。
从《正字通》转述《万物原始说》引用的《汉武外史》“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得出中国自汉代起就有营妓的结论。这一结论之所以应该受到质疑，首先是因为“一曰”二字仅仅意味着“有一种说法”，一种未经严格考证的传闻或推测。
这就表明《汉武外史》作者本人对此说是不予确信的，原因应该是缺乏确凿史实，甚或系道听途说，否则作者就没有必要使用“一曰”这样的莫须有词汇。试问，“汉武始置营妓”既然只是一种未经缜密考证的说法，怎么就可以从“一曰”开始，几经历代文人传抄转引，到近代竟然成为言之凿凿的公认“史实”?
20世纪的历史学者黄现璠在《唐代社会概略》一书中，将公妓分为宫妓、官妓、营妓三类：“(甲) 供天子娱乐之宫妓。我国宫妓之设，原以供天子娱乐，类似朝鲜的官妓(应改正为“朝鲜的官妓类似中国的宫妓”，因为不论文字，抑或官妓制度，都是古代朝鲜学自中国。黄现璠此说犹如“老子的长相像儿子”。——本文笔者注)，起源不可考。
晋书武帝本纪云：“大康二年，选孙皓妓妾五千人入宫。”此“妓妾五千人”即为宫妓之滥觞。(乙)供官吏娱乐之官妓。官妓特为地方官而设，以供应酬娱乐不时之需，起源盖在汉武帝时。《辍耕录》卷十三云：古称妓为官婢，亦曰官奴，汉武帝始设营妓，为官奴之始。(丙)供军士娱乐之营妓。
营妓之设，说者谓盖以慰籍军士者，始于春秋时代越国。越绝书卷八云：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徒寡妇致独山上，以为死士，示得专一也，去县四十里，后说之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此为营妓之滥觞。至汉武帝时，正式成立，《汉武帝外传》云：“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息者。其说未知真假，然而唐之营妓，实即官妓之别称，故为官僚往来，必有营妓奉迎。”
《唐代社会概略》有“《辍耕录》卷十三云：古称妓为官婢，亦曰官奴，汉武帝始设营妓，为官奴之始。”的引述，然而不只是卷十三，而是通篇《辍耕录》均不见这段话，仅卷七有《官奴》条目：“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周礼·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今之侍史官婢’。”作者陶宗仪为元末人，元代沿袭教坊制度，但称“官妓”而不用“营妓”一词，《辍耕录》卷十二就有条目记述一名叫连枝秀的官妓。
黄现璠所谓《辍耕录》卷十三有“古称妓为官婢，亦曰官奴，汉武帝始设营妓，为官奴之始。”一说的完整含义，应释为：“古代将妓称为官婢，也称官奴，汉武帝在历史上最早设置营妓，这是有官奴的开始。”这种逆时间溯引相隔宋和五代后的元末《辍耕录》内容，用于阐明《唐代社会概略》中的营妓，原本就属不妥，且即使《辍耕录》确实存在这段文字，也不足于用来证明“汉武始设营妓”。
因为不但在提及“汉武帝始设营妓，为官奴之始”时没有指明原始出处，而且将营妓与官奴(婢)相提并论，混淆了两者的不同身份和功能，造成营妓和官婢被赋予同一概念的混乱。史实是春秋时期存在于宫廷的奚女，也即后世的官奴或官婢，早在汉代之前已经有之，而与官奴(婢)有着不同身份和功能的营妓，一直到唐代才出现。
从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上说，显然也不合逻辑。更何况营妓既然等同于官奴(婢)，已经表明汉武帝之前和之后都存在营妓，讨论始创也就失去意义。
其实，《辍耕录》不但没有提及“汉武帝始设营妓”，而且卷七条目的原文“今以妓为官奴，即官婢也”与黄现璠的“《辍耕录》卷十三云：古称妓为官婢，亦曰官奴”的含义也并不相通。
《辍耕录》的“今以妓为官奴”与“注：‘今之侍史官婢’”前后相呼应，是指元代当时的侍史官婢(在驿馆侍候官员的年轻姣好女官奴——本文笔者注)用的是官妓，并不是说官婢等同于官妓，而是说元代提高了侍史官婢的文化品位。因为官妓和官奴两者身份虽都低下，但官妓以艺为本，以艺娱官，官婢则无此功能，只从事侍候人的杂役。再说，与唐时截然不同，宋、元都严禁官员与官妓有性关系。
还有，元代的妓、婢、倡三者是有区别的，元律禁止强迫奴婢为倡，“勒奴婢为倡者，笞四十七，妇人放良。”(《元史·刑法志二·户婚》)。这条法律让被迫为倡的奴婢因祸得福，成为良人，可说比较人道。中国古代的奴婢制度始见于先秦的奚女，一直沿袭到封建社会结束，而官妓的出现则要晚得多，且两者的功能差别很大，所以营妓与官奴(婢)不能混为一谈。
黄现璠与王书奴一样，都把营妓视作满足士兵性需求的“军妓”，认为“营妓之设，说者谓盖以慰籍军士者，始于春秋时代越国。”但是这种说法同样属于缺乏史实依托的后世揣测。至于“至汉武帝时，正式成立，《汉武帝外传》云：汉武帝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息者。”之说，更是黄现璠既不对《汉武外史》此说作考证，又未经与《汉武帝外传》核实，就武断误判《汉武帝外传》与《汉武外史》为同一著作。其实《汉武帝外传》是一则道教神仙故事，没有与营妓相关的只字片语。
《唐代社会概略》出版于1936年，晚于《中国娼妓史》出版的1933年，所以黄现璠的“汉武帝始设营妓，为官奴之始”和“起源盖在汉武帝时”的说法极可能来自《中国娼妓史》，并添加了自己的随意发挥，而其源头则仍系《汉武外史》的“一说”。
但是黄现璠还是对“汉武帝始设营妓”之说表示了怀疑，在实际上否定了自己所作的公妓分类。此即“其说未知真假，然而唐之营妓，实即官妓之别称，故为官僚往来，必有营妓奉迎。”既然“唐之营妓，实即官妓之别称”，又何来官妓的三种分类，并且作为历史学家的黄现璠，始终没有考证营妓名称的来由，更没有意识到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以待军士之无妻息者”的营妓。
由于唐代以前遗留的史籍上还不曾出现过“营妓”的名称，因此《汉武外史》不可能是早于唐代的著作，而是出自唐代，或者更晚的后人之手，这就决定了《汉武外史》的“汉武始创营妓”之说缺乏历史可信性。
史家治史应以可靠的原始资料作依据为原则，《汉武外史》并非正史，《万物原始》又系间接引用此书，且两书早就失传，近代古籍目录上已经缺如，而现存的《汉武帝外传》系道教典藏，与本题无涉。
王书奴《中国娼妓史》的“汉武始置营妓”一说仅为间接又间接的引证，并无任何汉代正史的原始资料可做确切依据，也得不到任何有价值的史籍资料作旁证，因而明代《正字通》的“汉武始置营妓”之说，实在与“管仲始创妓院”一样，纯属以谬传谬的产物。
从源头上说，造成“汉武始置营妓”谬谬相传的关键在于《汉武外史》的作者。由于营妓的称谓始于唐代，因而作者是唐代或更晚的后世文人，写作此书的时间已远隔汉唐数百年。所撰写的并非正史，而外史内容多侧重于道听途说的传闻轶事，甚至是捕风捉影的猎奇，没有可能以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来对待历史。
在“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的短短十五字中，可以清楚看出该书作者完全没有考虑唐代营妓与汉代女乐之间的关系和沿革，也没有对营妓的来由和职能作深入了解，而是武断地认为营妓具有在军营中满足无妻室士兵性需求的职能，甚至没有考虑远离家庭的已婚士兵也会有性需求。
之所以会造成这一误判，最大可能是《汉武外史》作者主观地将《汉书》“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中的卒妻妇，视为古代军中最早用于满足士兵性需求的军妓。由于中国古代没有军妓一词，便将营妓等同于军妓，因而有了“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的臆断，但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结论。后世则因受先入为主的误导，不探其究，不求甚解，以至掉入人云亦云的历史陷阱。
2 营妓一词的起源和含义
营妓源自女乐。“‘女乐’，简言之，是指女性娱乐人员，它是古代贵族阶层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女乐的称谓，最早见于春秋时期的《管子·轻重甲》“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噪晨乐，闻于三衢。”的记载。同书《管子·七主七臣》还有“昔者桀纣是也……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的记载，说明早在夏商时代就存在女乐。其后，春秋战国、秦汉的史籍，有关女乐的记述逐渐增多。
汉代是女乐发展的一个鼎盛时期，“由贵人、材女、宫人、女伎组成的掖庭女乐则是汉代宫廷礼仪燕飨及后庭娱乐活动的重要力量。大量史料证明，汉代的掖庭女乐曾经极为繁盛，并影响了诸王、列侯、公卿、士大夫、豪民、富吏等中下贵族阶层蓄伎之风的形成，成为促进两汉乐府音乐、乐府文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两汉掖庭女乐发展的盛况，反映出当时对雅乐和俗乐的重视。
汉代女乐是有音乐歌舞技艺的女性，最初服务于宫廷，主要以音乐歌舞娱乐皇帝，以后扩展到王侯将相府邸，再到地方军政府衙，自然也会进入军营为上层军官服务，成为军中女乐。然而汉代没有任何史籍记载“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的女乐。汉代掖庭女乐“大致有四个来源。一、选拔良家子弟。……二、取自臣下蓄养的歌舞伎人。……三、由郡国奉献。……四、有很多官宦子弟。……”
时至北魏，女乐有了一种重要而又特殊的来源。据《魏书·刑罚志》记载“有司奏立严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通过这一途径，北魏“将罪犯、战俘等罪民及其妻女后代籍入从乐的专业户口，构成乐户，由官方乐部统一管制其名籍‘乐籍’，迫使之世袭音乐、当色为婚(乐籍等级低贱，属非良人，只能与门当户对的同籍人通婚——本文作者注)，以此作为惩罚。……以艺为本、声色娱人是乐籍制度下女乐的特征。”这种罚配制度一直延续到后世的许多朝代，并进而发展为将犯罪官员的妻妾、女眷，乃至前朝皇族的女眷罚配为乐籍充当女乐。
女乐并非仅仅为帝王权贵娱乐享受而设，其基本职能大致有三：一是祭祀，敬天地，祭鬼神;二是礼仪，贺庆典，恭迎送;三是声色，奉王侯，娱权贵。前二种职能用的音乐称为礼乐或雅乐，第三种职能则是“声色娱人”，所用音乐称为俗乐，也称郑声或新声。“以艺为本，声色娱人”是女乐最基本的职能。这种特殊性质是决定女乐命运的关键因素，也是造成后世误解古代营妓就是军妓或妓女的主要原因。
两晋、南北朝时代同样盛行宫廷女乐。隋代承袭北魏的乐户制度，隋炀帝时设立教坊作为征集，培训和管理音乐、歌舞等演艺人才的机构，有乐籍的女乐是教坊成员的主体。到唐代时，除了罪犯家属外，从民间征集的艺人及自幼选入教坊、乐营培训的人员也都具有乐籍。
重视雅乐，尤其是重视俗乐的唐代，是中国古代音乐、舞蹈和戏曲艺术发展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也是女乐发展最兴盛的时期。有关唐代音乐机构和演艺人员的史料十分丰富，记述详尽。其时，朝廷设立教坊、唐玄宗时又增设梨园，教坊和梨园的女性乐人称为宫妓，专为皇帝和宫廷服务。
地方设立乐营，乐营的女性乐人称为营妓，为地方军政衙门服务。宫妓和营妓的职能与前朝的女乐一样，“以艺为本、声色娱人”，承担雅乐和俗乐的演奏。宫妓和营妓均属官妓，都有乐籍，由国家供养。宫廷教坊、梨园的宫妓和地方乐营的营妓以及乐籍，应该是历代女乐制度的延续和发展。从唐代开始不再沿用女乐的称谓，女乐就这样演变成为营妓。
由此可见，营妓一词始自唐代。具有乐籍身份和以艺娱官的职能是营妓的两个基本特征。因为营妓有乐籍，隶属乐营，所以官府、军镇的官妓通称营妓，并不是在军镇或军营中的官妓才称营妓。
唐代剑南西川节度使府，是掌管当地政权军权的官府衙门，并非军营，隶属该府乐营的著名女诗人薛涛，就是有乐籍的营妓。宋继承了唐的乐营制度，因涉嫌与官员有性关系获罪的南宋营妓严蕊，隶属浙江天台府乐营，并不供职军营。可见营妓因乐营得名，而非因军营得名。
唐宋营妓和历代前朝女乐一样，都是具有音乐、歌舞技能，以艺为本的女艺人，当时营妓的“妓”实质上仍然是“伎”，虽然身份低下，但是决非后世以色娱人的妓女。
作为公职女性演艺人员，营妓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一个特定历史社会概念，不同时代会有不同含义。以艺为本的营妓，在唐代，其职能是声色娱官;到了宋代，营妓的职能主要限于以艺娱官。除了封建社会的身份等级制度和职业世袭的乐籍制度，以及观众群体外，营妓在某种意义上相似于当代国家和地方的各类音乐、舞蹈、戏剧、曲艺机构，以及军队文工团的女演员，而绝不等同于妓女或军妓。
自宋代开始，历代均有法律严禁官员与营妓有性关系，南宋严蕊一案更是营妓不是妓女的明证。不过尽管受法律禁止，官员依旧免不了犯禁与营妓私通，史籍记载由此获罪的官员不在少数。就像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存在官员和女演员之间的不正当性关系一样。
古今不同之处，在于当代没有法律禁止，所以官员也不会因此获罪，但是禁止官员嫖妓则是有明文规定的。营妓也不同于现代的公职影星、歌星，因为营妓吃皇粮，不收取官员报酬，现代公职影星、歌星走穴演出是有优厚报酬的。
至于当今世界的达官贵人与知名女演员有染的并不罕见，她们都能从中获取丰厚的名利报酬，甚至成为晋升和进入上层社会的手段。她们与富豪的涉性交往，更要索取巨额钱财，然而政府并未因此把她们的职业或身份定为暗娼和妓女，公安部门决不会抓捕她们送去劳动教养，社会也不会这样看待她们。
与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女乐一样，营妓是古代中国社会特有的历史存在，她们是创造、发展中国音乐戏曲艺术文明的主体，也是代代传承的载体，在中国的音乐戏曲艺术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重大的贡献，这是西方所没有的。中国营妓与古代希腊、罗马的军妓性质截然不同，因而中国的营妓绝不等同于古代欧洲的军妓。
唐宋营妓与历史上所有女乐一样，是“以艺为本、声色娱人”的女性演艺人员。首先是“以艺为本”，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文化职业功能，决定了女乐在中国古代音乐、歌舞和戏曲艺术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次是“声色娱人”，作为等级制度下身份卑微的乐籍贱民，注定了她们遭受奴役、压迫、欺凌的不幸命运。
她们在为生存而受尽屈辱、蹂躏的苦苦挣扎中，创造和传承了绚丽灿烂的古代音乐歌舞戏曲艺术，为中华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应该永远受到后人的尊重和敬仰。
从女乐到营妓的演变中可以清楚看到，不论汉代军中女乐，或唐代军中营妓，其设置目的都不是为了“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
揭秘：历史上独爱青楼歌妓的六大皇帝都是谁?
一、 齐少帝萧宝卷——潘玉儿
南北朝时的齐少帝萧宝卷16岁登基，喜欢出游和打猎。一次出游时，在青楼遇见了美人潘玉儿。这潘玉儿长得体态风流、妖冶绝伦，一双秋水低横眼，两道春山长画眉，肌肤映雪、乌发如缎，最让萧宝卷动心的是她裙下的一双“三寸金莲”。萧宝卷不禁心里痒痒，就在青楼的包房将潘玉儿浑身上下欣赏了够。之后带入宫中，锦衣玉食深得宠幸。
为了日夜与潘玉儿淫欢，萧宝卷撤了“阅武堂”兴建芳乐、玉寿等殿，用麝香涂壁，装饰精巧。据《南齐书》记载：“玉寿殿刻画雕彩，居香涂壁，锦幔珠帘，穷极纨丽。”工匠彻夜修建，萧宝卷搜遍天下寺庙，将很多价值连城的宝物运入新建的宫殿里，充作点缀。
又在苑中设立店肆，使宦官宫妾，共为商贩，潘玉儿为市令，萧宝卷自为市吏录事。遇有买卖争斗等，都由潘玉儿决断。萧宝卷若有过错，潘玉儿照样审讯，罚萧宝卷长跪，甚至加杖。萧宝卷乐受如饴，甘愿为奴。萧宝卷凿金做莲花，遍贴在地面上，命潘玉儿裸足徐行而过，花随步动，腰肢轻盈。萧宝卷称羡说：“这真是步步生莲花啊!”
后来萧衍起兵，萧宝卷在含德殿中，仍与潘玉儿等彻夜欢娱。萧衍在内应的带领下直趋含德殿，手起刀落，将萧宝卷劈作两段，结束了年仅十九岁的生命。
二、隋炀帝——袁宝儿
隋炀帝沿运河南下巡游至江都，一宫女静夜高歌：“河南杨柳谢，河北李花荣。杨花飞去落何处?李花结果自然成。”隋炀帝立刻召问那个宫女：“谁教你的这首歌?”宫女说：“妾有个弟弟在民间，乡间道途儿童多会唱。”隋炀帝默然良久才说：“难道是天意么?”接着取酒自饮，内心不胜悲凉。
这宫女名叫袁宝儿，本是长安的一名歌妓，年仅十五，地方官进献炀帝后极受宠爱。当时洛阳进献了一种不知名的异花，花色殷紫，粉蕊红心，散发着醉人的芳菲，香气粘在襟袖上经月不散。隋炀帝令袁宝儿持花，号为“司花女”。炀帝对虞世南说：“昔传赵飞燕可以做掌上舞，朕曾以为是儒生的文字粉饰，现在得到袁宝儿，方才相信传说的不假。”
大夫何稠进献了一辆专门御童女的车，御女的时候车子会自己摇动。隋炀帝每次出行都带着袁宝儿，在车内临幸，袁宝儿因此得名“御车女”。
三、唐宪宗——杜秋娘
江南女子杜秋娘原是金陵的青楼歌妓，她天生丽质，能歌善舞，还会写诗填词作曲，她有一首著名的诗《金缕衣》：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镇海节度使李琦与杜秋娘一见倾心，将她带入府中充为侍妾，后李琦反叛被杀。
李琦死后杜秋娘作为罪犯的家属被没入掖庭，她顾盼依依的窈窕身影令宪宗为之心动，便召幸了她，封为秋妃。秋娘在唐宪宗身边，似乎既是爱妃、玩伴，又是机要秘书，杜秋娘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都令年轻的宪宗为之沉醉。
宰相李吉甫曾劝唐宪宗可广选天下美女充实后宫，而不到三十岁的宪宗则自得地说“我有一秋妃足矣!”
他们常常徜徉于山媚水涯;泛舟高歌于太液池中;午窗人寂时，共同调教鹦鹉学念宫诗;冷雨凄凄的夜晚，同坐灯下对弈直至夜半。期间情深意挚，颇似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翻版。
唐文宗太和年间，杜秋娘被诏赐归老还乡。一时衣食无着，过的是朝不保夕的生活。一些名士听到她既老且穷的困境都十分同情哀伤，杜牧曾为此写下《赠杜秋娘》诗并序，记叙她的身世经历。白居易《琵琶行》：“曲罢曾教善才伏，妆成每被秋娘妒。”更是在后世广为流传。
四、宋徽宗——李师师
李师师是汴京一个染匠的女儿，母亲生下她就死了。父亲用豆浆代替乳汁喂养她。并舍身佛寺以求孩子吉祥。遂起名“师师”。师师四岁时，父亲因罪入狱而死，无依无靠的师师被倡籍李姥姥收养，沦落青楼。
宋徽宗赵佶君临镇安坊，作为名妓，她不能不接待赵佶。但是，她却坚决拒绝了赵佶要她人宫当妃子的请求。徽宗无奈，派人挖了二三里的地道直通镇安坊，以方便与李师师幽会。韦妃悄声问徽宗：李家姑娘什么样儿，让皇上这样着迷?徽宗答道：她的美是一种天然仙姿，远在美色之外。
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华人名大辞典》“李师师”条目谓：“李师师，宋名妓。徽宗好微行，尝至其室，赐予甚多。以微服野行，不能常继，因筑潜道通其宅。帝禅位，师师乞为女冠。金人破汴，主帅欲深得师师，张邦昌等踪迹之以献金营。师师折金簪吞之死。”可见李师师还是一位有正义感、爱国有情的巾帼英雄。
李师师虽在俗间却能超凡脱俗，她起初曾企图“从”读书人贾奕的“良”，但后来贾奕弃儒经商，成了有钱的富翁，李师师觉得他庸俗化了才绝了想头。著名音乐家周邦彦教她弹琴，赋曲，在教学中她对周邦彦也产生了感情，但她对周邦彦的感情只能是无法超越的师生情。她还帮助梁山好汉揭露了奸臣高俅，使梁山受了招安。
五、明武宗——李凤姐儿
明武宗也是一位浪荡天子，他寻花问柳时，结识了一位酒家女——李凤姐儿，被她“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长相和放浪的性格吸引，与之产生了“一夜情”。从此武宗偕李凤姐儿夜夜良宵，乐不思蜀。京内的官员连篇累牍奏武宗请回銮。武宗恋着凤姐儿无心启程，但又不得不回去。他要求凤姐儿跟他回宫，凤姐儿却说：“臣妾福薄命微，不应得到这种位置，现在陛下对妾如此已经是三生有幸了，希望陛下还是早日回去，以万民为念，妾也安心了。”
第二年正月，武宗带着凤姐儿巡游，到了居庸关的时候下起了漫天的倾盆大雨。凤姐儿受了风寒，病倒了。武宗将关外的驿站作为行宫让凤姐儿住在那里养疾。谁知凤姐儿一病不起，她伏在枕上含泪断断续续说：“恨妾命太薄，不能与陛下厮守，如今要去了，陛下好自为之。”
武宗也垂泪说：“快不要这么说，朕情愿抛弃天下，不愿抛弃你。你去了，朕要这天下还有什么乐趣?”凤姐儿苦笑着摇摇头，脸如白纸，气喘交作不能再说一句话，过了片刻便阖然长逝。武宗命将凤姐儿葬在居庸关，用黄土封茔，暗自叹息了许久，才无精打采地回到京城。之后武宗荒淫如故，只是这一段逸情长埋于塞外荒岭了。
六、同治帝——妓院
与以上几位不同的是，同治帝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嫖妓。同治虽称皇帝但却是个傀儡，所有朝政均掌握在两宫皇太后手里。朝政，他做不了主;重修圆明园，他做不了主;选妃，他同样做不了主。据记载，皇后阿鲁特氏“雍容端雅”，“美而有德”，且文才好，很受同治帝的喜爱和敬重，可慈禧皇太后不喜欢这个儿媳妇，还不许她与同治同房，而要同治对慧妃好。同治帝不敢违抗，但他不喜欢慧妃，只好赌气独宿养心殿，百无聊赖间，便在太监引导下，微服出宫，寻欢取乐。
据说：同治既近女色，或著微服冶游。有人给他进“小说淫词，秘戏图册，帝益沉迷”。他常到崇文门外的酒肆、戏馆、花巷。野史记载：“伶人小六如、春眉，娼小凤辈，皆邀幸。”又记载同治宠幸太监杜之锡及其姐：“有奄杜之锡者，状若少女，帝幸之。之锡有姊，固金鱼池娼也。更引帝与之狎。由是溺于色，渐致忘返。”据民间野史说，同治帝是因为逛妓院，染上了花柳病而死。
历史揭秘：古代皇帝狎妓五大独门绝招
古代皇帝与青楼妓女的绯闻如今早已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事情，但是，对于皇帝狎妓的独门绝招恐怕就知之甚少了。这里遴选了古代皇帝狎妓五大独门绝招，以展示古代皇帝好色成性的无耻行径。
一、唐玄宗创建历史上最庞大的歌舞剧院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北齐、北周和南朝梁、陈的乐工都为隋所有。开皇初年，隋文帝将他们遣放为百姓。隋炀帝即位后，矜奢好乐，御史大夫裴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
唐朝初年，皇宫乐舞制度大多依照隋制，但到了唐玄宗时有很大发展。这个嗜爱声色歌舞的风流皇帝并不满足于教坊提供的声色之乐，还创意在宫中设立了一个叫作“梨园”的庞大乐舞机构，其乐工舞人很大一部分都是从青楼妓院中挑选出来的色艺俱佳的美女。有了这个庞大“梨园”，唐玄宗不必出宫就可以随时享受声色犬马的需要。
二、朱温建立召之即来的随军红粉军团
朱温是五代后梁的开国皇帝。他最初曾参加黄巢农民起义军，后来投降唐朝，被唐僖宗赐名全忠。在称帝建立后梁时，他又改名为晃，取如日之光的意思。光启二年，即公元886年春天，“唐室微弱，诸道州兵不为王室所用，……圜幅数千里，殆绝人烟，惟宋、亳、滑、颍仅能闭垒而已”。朱温奉命“累出兵与之交战”，行经亳州时，便“召(军妓)而侍寝”。孰知，一个月后，就在朱温准备“舍之而去”的时候，这名军妓告诉朱温，说她怀孕了。朱温是个很怕老婆的人，史称他对原配张氏“素惮之”，死活不敢把这名军妓带回家里，“因留亳州，以别宅贮之”，偷偷地养起了二奶。
三、宋徽宗从宫中挖地道直通青楼妓院
北宋时期，宋徽宗放着后宫三千佳丽不用，非要频频巡幸青楼妓院。宋徽宗听说京师名妓李师师色艺双绝，就化名赵乙，带了重礼，去京城烟花聚集之地“镇安坊”求见李师师。老鸨李姥见来客阔绰，立即安排李师师来见。但李师师却摆谱，等了许久才出来，而且出来后，她也淡妆不施脂粉，对客人不屑一顾。过了好一会儿才拿出古琴，弹起一曲《平沙落雁》。宋徽宗不禁为之倾倒，但李师师始终冷面相向。直到再次造访，宋徽宗亮出了皇帝身份，才博得李师师回眸一笑，当即弹了一曲《梅花三弄》。宋徽宗自此经常乐而忘返，还不时派人送去厚赐。为了掩人耳目，幽会方便，他还命人从皇宫挖了一条长两三里的地道直通达镇安坊。挖地道与青楼名妓相会，宋徽宗可谓是空前绝后。
四、朱元璋打造“羊车”半夜出宫巡幸花街柳巷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过去打江山南征北战时时常夜宿妓院，并题诗留念。后来，一名与朱元璋有染的妓女生有一子，听说朱元璋当了皇帝，便携子到京求见朱元璋。得知此事后，朱元璋便封其子为王，并命工部建造王府，而对这名当年的妓女避而不见。做了皇帝以后的朱元璋还放不下嫖妓的爱好，但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宫嫖妓，便命人打造一辆羊车，时常坐着“羊车夜半出深宫”。明朝著名文人高启曾作宫词一首，说道：“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没想到，高启这首诗触怒了朱元璋的痛处，因此得祸，被朱元璋杀害。
五、咸丰皇帝建立君臣同欢共享的取乐机制
在古代历史上，虽然皇帝以九五之尊享尽风流，但是皇帝和大臣共享一个妓女的事情，实不多见。但是在清朝咸丰朝时，却出现了这样的艳情。当时有位青楼名妓叫朱莲芬，美貌出众，机敏过人，善唱昆曲，歌喉宛如黄莺，娇脆无比，还会作小诗，工楷书，颇得咸丰皇帝的喜爱，不时召幸。而同时朝中至少有两位大臣与朱莲芬有肌肤之亲，一位是陆御史，一位是吏部官员龚引孙。
咸丰皇帝与两名大臣共享一个妓女的艳情一时引得朝野上下的微词滔滔。龚引孙对于和当今皇帝共享一个妓女颇感荣耀，而陆御史却因朱莲芬经常入宫伴寝，不能常与自己在一起，便斗胆上书，直言劝谏皇帝勿近倡优。奏章中引经据典，洋洋数千言。咸丰皇帝看了他的奏章，大笑道：“陆都老爷醋矣!”随即挥笔批示：“如狗啃骨，被人夺去，岂不恨哉!钦此!”咸丰皇帝如此批示，但对陆御史并没有加以惩处，这让不少人感到意外。从此以后，咸丰皇帝与陆、龚两位大臣依旧各展所长，共享其乐，和谐共处，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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