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一个例子，陈忠实先生的《白鹿原》是在我社的《当代》杂志上首发。在今天，《白鹿原》的艺术价值和文学意义自然不必多言，然而，二十年前，《白鹿原》发表时以及发表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情况并不如此。那时的气候和环境条件并不宽松。
1992 年 3 月，陈忠实写信给《当代》当时的常务副主编何启治，准备将刚刚写好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交给《当代》杂志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表。据陈忠实后来回忆说：“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生怕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唾死了。”而当他把厚厚的一摞书稿交给两位前去取稿的编辑洪清波和高贤均时，“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
4 月 18 日,《当代》杂志从西安取稿回来的编辑洪清波将稿子交到我手里。洪清波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也是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他为人正直厚道，喜欢读书看稿，他的阅读量和看稿量在编辑部里是数一数二的。那时他分管西北片的稿件。我当时是《当代》编委，编辑部副主任，按分工负责复审他的稿件。刚刚读过作品的洪清波笑眯眯地把稿子交给我：“振家，你看看吧，写得真不错!”我相信他的眼光，立刻放下手中其他的活儿，先看陈忠实的稿子。只读了几万字，我就被作品中那种历史原生态的凝重震慑住了。我心里渐渐地生出一种兴奋和惊喜——这是一部大作品 ，已经好多年没有看到这样厚重的小说了!我忽然有了一种当年阅读《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时的感觉。甚至不知不觉地把作品中的田小娥同肖洛霍夫笔下的阿克西妮娅联系起来……陈忠实以独特的历史眼光，以充满了忧世忧生的悲悯之心，成功地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黑娃、小娥、鹿三、鹿兆鹏、鹿兆海、白灵、白孝文等众多艺术形象。这些人物真实而生动，饱满而鲜活，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尤其是白嘉轩、朱先生等更是文学画廊中罕见的崭新人物。这些人物不仅使我眼前一亮，而且能够引发我对整个民族历史进程进行更加深刻的思考。
但是，作为一个从事文学编辑工作多年的人，我的直觉告诉我，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是会遇到麻烦的。写作技术上的某些缺陷处理起来并不难，问题往往出在作品的思想政治和艺术倾向上。恰恰《白鹿原》在创作的思想艺术倾向上有着历史性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往往会伴随着某种代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洪清波、我和何启治先后完成了稿件的初、复审和终审。
当过编辑的人都知道，你看稿的时候，不仅要看作品的质量，心里还要有读者，同时还要想到有上级领导和有关的政策管着你，稍不留神就会出问题。看稿中大家担心的问题主要有两点：一是作者在性描写上有大胆突破，虽然大多数描写都相当精彩而且与思想内容和人物性格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但仍有一些性描写比较直露，弄不好会受到有关部门甚至社会的责难;二是作品中朱先生关于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翻鏊子”的说法及有关描写容易引起误读，甚至使人联想到作品的政治历史倾向。尽管有这些担心，但大家仍然坚定地认为，《白鹿原》是一部近年来罕见的优秀作品。也许是这部小说真的打动了我，也许是出于一名文学编辑的职业良心，在编辑部讨论稿子的会上，一向办事谨慎的我竟一反常态向领导拍胸脯，保证这是一部大作品、好作品。我当时只是想用自己坚定的态度影响领导最终的决断。
当时《当代》杂志的主编是老一辈著名作家、评论家秦兆阳，主管《当代》工作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当代》杂志副主编的朱盛昌，担任《白鹿原》终审的是《当代》杂志常务副主编兼编辑部主任的何启治。尤其是朱盛昌，由于他当时在《当代》所处的地位，他的态度十分重要。我当时虽然只是《当代》杂志编委、编辑部副主任，但我仍坚信我的努力会发生作用。早在 80 年代，老主编秦兆阳就曾在《当代》杂志全体党员会上当着大家的面讲，将来《当代》要是有常振家、谢欣这样的人接班，我就放心了……可见老人家对我的人品和工作是认可的。至于朱盛昌、何启治，都是我多年的领导，他们对我一贯的稳重谨慎也是有共识的。我一向谨慎不假，但面对一部杰出的大作品，一个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编辑决不会无动于衷，任何犹豫不前都是自私的表现，都有损于编辑的职业道德。
在《当代》杂志同仁的共同努力之下，《白鹿原》终于面世了。经研究，刊物将分为两期发表，并决定由我和洪清波担任责任编辑发稿。发稿前要对作品进行必要的加工删节(删去五万字)，同时强调，小说的前十万字要由我亲自动手加工，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现了当时《当代》领导对我的信任。《白鹿原》的上半部发表于 1992 年第六期的《当代》杂志。它的下半部发表在 1993 年的《当代》第一期，因我去党校学习，后一期发稿的任务是洪清波一个人完成的。
《白鹿原》在《当代》杂志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当然是因为作品的精彩，但是也与《当代》杂志在文坛上所处的地位和影响分不开。《当代》没有辜负读者对它的信任，用实际行动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应当说，洪清波和我是长篇小说《白鹿原》最早的责任编辑，因为《当代》发表此作时是 1992 年 12 月，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时已经是 1993 年 6 月了。作为当时那段工作的亲历者，在这里我要为洪清波说句公道话。他应该是《白鹿原》最初发表时付出劳动最多的人。从去西安取稿看稿，到第一时期对稿件做出判断，到稿件的编辑加工，他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因为我是《白鹿原》最早的责任编辑之一，才使我有机会最早读到了这部作品并在第一时间写出了《白鹿原》的评论文章。【回答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常振家《说说<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的那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