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深刻，不仅解放了思想，还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但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准备，五四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产物，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深刻，不仅解放了思想，还启发了民众的民主主义。但新文化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大多有一些偏激情绪，对东西方文化的看法，存在着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偏向，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后来。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反对孔教的立场完全一致。民国初年，康有为及其弟子陈焕章致力于将孔教立为国教，并将此写进宪法。其意在建立孔教意识形态。此举为其它宗教派别所反对，也为坚持思想自由、反对定于一尊的新文化派所抗拒。但破除儒学意识形态的话语霸权，并不是自新文化运动始，清末维新运动即对八股取士的制度给予激烈抨击，对韩愈的“原道”学说提出激烈批评。1905年废除科举制，从制度上实际解构儒学的正统地位，确立新教育的发展方向。民国初年，蔡元培制定的新教育宗旨明确取消“尊孔”条款，《大学令》解除经科，新的民国教育制度排除了建立孔教意识形态的可能。陈焕章等人的努力无济于事，说明民国政治文化朝着民主、科学的方向发展已是不可更改的方向。
新文化运动对孔教的批评主要是展现在“礼教”、旧的家庭制度对人的个性束缚这一层面。新文化运动之表现为个性解放运动，一方面得力于破解束缚人性、个性的“礼教”、旧的家庭制度，一方面归功于西方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介绍。严格来说，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系统清理和研究工作，因为各种条件的限制尚没有全面展开。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在当时也只获得很小范围的认同。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没有间断的历史文化传统，儒学在这一历史文化传统中居主干地位。传统历史文化的资源核心部分实在是儒学，对于这一点新文化运动限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在破的一方面下力较多，而对承继一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对较少。
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位，在新文化阵营存在分歧。陈独秀受法国文化影响极大，《新青年》的外文名称就是用的法文。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提出对青年的六大要求：(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提出向西方学习“民主”与“科学”。 他强调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启蒙运动。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彰显的就是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精神。“近代文明”的三大事件：“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都是法国人率先发动。陈独秀从法国大革命走向“以俄为师”的共产革命，其中的内在逻辑即在于他的革命思想。
胡适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中国人文传统的再生。他向《新青年》同人建议，“我们这个文化运动既然被称为‘文艺复兴运动’，它就应撇开政治，有意识地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我们应致力于(研究和解决)我们所认为最基本的的有关中国知识、文化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带着这一目的，胡适提出新思潮的意义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为启蒙运动，或是文艺复兴运动，这两种取向在当时并不明显，两种主张的学人并肩作战。只是随着时间的推延和历史的演进，双方的差异才逐渐显现。由此分际，陈独秀与胡适后来才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