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沾上世俗的污斑的眼睛看，我们的处境相当于一条长长的隧道里出轨的火车的乘客，所处的地方恰恰是：来自隧道始端的光线再也看不到。”——卡夫卡《冷眼看世界》
自古以来，揭竿起义者都是衰败末世的最失意者。由于走投无路的缘故，由于野心无处安放的缘故，他确实带着某一阶层特有的激情、原始的力量开始谋划、发动了一场干劲十足的革命。作为底层人士，他了解底层生活中人们的落魄、挣扎，他轻易地识破群众的弱点、点燃他们的斗志。
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给予人们最纯美的希望和最梦幻的蓝图的革命之一，其“带头羊”们却仍旧囿于我们称之为“阶级局限性”的俗套。封建统治的腐败昏庸和持续激化的阶级矛盾、外国资本主义带来的新灾难和仿佛应景的自然灾害等等无不为洪秀全等人煽动、笼络、团结一批受苦的广大农工阶层提供了最适宜的机会和背景，煽动受难的群众大概是革命中最轻易和顺利的环节。
作为一位多次落第的士子，洪秀全打消“学而仕”的念头，从偶获的一本《劝世良言》中吸取了单一的神权思想和来自于基督教的平等观，为了更好地被大众理解和接受，他把此思想和中国农民的“平均思想”结合。此举对于被剥削得毫无尊严和活路可言的广大人民群众来说无异于内心最深处的渴望得到了回应，被允诺的活路和甜美的宗教即刻成为芸芸受苦众生的兴奋剂和安慰剂。
然而，所谓“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实在成为了不可能实现的农民乌托邦。
当奴隶成为奴隶主
所谓“局限”，它的根本意思并不是在批判某一阶级，而是在诉说一种缺席的品质：不把局部的胜利和暂时的胜利当做最终的胜利；深知世界上不存在最终的胜利。
奴隶何以一跃成为奴隶主？因为那是一个庸众行时的时代、庸众卖乖的时代。人们急需用一种信仰替代早已腐朽的前一种旧俗，庸众无法分辨庸众，误以为他们是救世主，无法自救的他们同时也只能把最后的指望放在这些可能的“救世主”身上。殊不知，这只不过是“用新的烦恼解决旧的烦恼”。
曾身为奴隶的揭竿起义者声称自己的梦想是“人人平等”，而实际上，他的梦想是成为新的奴隶主。换言之，他的梦想是——替代自己曾经噩梦中的施暴者。对于跟随他的广大贫苦大众而言，他仅仅是噩梦的延续和加深罢了。
当奴隶成为奴隶主，他的残暴与愚蠢几乎是报复性的，孱弱如待宰羊群的人们只能对这变本加厉的梦魇感到惊异。
无法创造，所以避讳
他们巨大无比的贪欲和虚荣，权力意志的罪孽，他们争夺并没有真实价值的价值，结果，就漫不经心地毁坏了最初勾勒的蓝图，这就是丑化他们、灭亡他们的迷惘。
“创造”是一个向善的、未来式的褒义词，唯有真正的开拓者才可以做到。而以洪秀全等人为代表的一批起义者毫无创造的气质与眼界，他们所擅长的只是制造通往未来的障碍和隔阂，他们是旧噩梦的拥护者、再造者。
在无法创造的时代，避讳制度往往最复杂和可笑。不少省份的名称也被实行的避讳制度所影响，被迫改名。避讳，就是避太平天国早期“六王”的名讳。这种从前代继承过来的迷信，他们玩得倒津津有味。为避冯云山的讳，将山西、山东两省改为“珊西”“珊东”，将云南改为“芸南”；为避萧朝贵的讳，将贵州改为“桂州”，广西的简称被“抢走”了，而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骨干力量的输出省份，广西改为“桂福省”；更有改为“浙姜”“姜西”“新姜”的浙江、江西、新疆三省。奇葩得不行，这种将地理因素与文化因素全部弃之不顾的做法，令人汗颜。
无法创造的失败者醉倒在最表面、最无关紧要的满足里。就连这些最花他们心思的东西也只是沦为笑柄的历史尘埃，要求避讳的初衷将他们的腐朽本质透露出来，一个个迂腐、自大的虚伪封建者的形象跃然纸上。当初高喊的口号连海市蜃楼都称不上，只是一种糊弄自己和他人的说辞，他们迫不及待地打发过去，转身就露出本来面目。
以最快的速度堕落
无法摆脱的局限使得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堕落下去。严谨地说，这并不是一个质变过程，因为促使其堕落的那些东西是他们根深蒂固的毒瘤。
忙于定都，放弃深入，安于现状，太平天国的高层也只是忙于享乐的乌合之众。他们将暂时的局部胜利当作一块肥肉，争相抢夺，吃相难看。
当眼前的成果到手时，当初的慷慨陈词早化为乌有。高昂的只是最初的姿态，本性里埋伏的怪兽随时准备跳出来大快朵颐。洪秀全沉迷于后宫的声色，杨秀清则痴迷于自己的权力，大摆排场并且制定出诸多更甚于清政府的等级秩序。
他们的“翻身起义”实在可悲可笑，最大的进步仅仅停留于表达出一种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空想和可能向往的阶级平等、男女平等，停滞在表达的醉生梦死，毫无落实的打算、计划和能力。
这场运动与其说是农民阶级的觉醒，倒不如说是部分农民阶级的假装觉醒其目的是付出一点心力，随即得过且过地及时行乐，生怕失去眼前的暂时幻象；而图一时之快，过把瘾便随时可以混沌地死去。
而这种“过把瘾”的状态正是他们的悲哀，这种略带心酸的贪图、头破血流的争抢、登峰造极的享乐令人怀疑，他们也明白：这一切胜利都是过家家。
文/斋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