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诗人梅尧臣写过一首《啄木》诗，一篇《灵乌赋》，写的是两种鸟类：啄木鸟和乌鸦。
写完了，他把这两首奇怪的诗文寄给范仲淹。
宋仁宗景祐三年，范仲淹刚刚被贬谪，从帝都开封贬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境遇十分凄苦，据说一路经过十几个州，都没人出来接待他。
在《啄木》诗中，梅尧臣劝范仲淹不要像啄木鸟一样，啄了林中虫，却招来杀身之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
在《灵乌赋》中，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
读到梅尧臣的文字，范仲淹内心暖暖的，但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勇气，是范仲淹生命的底色。他的一生，都被体内一股热气推着往前走，不管刀山火海，宁死都不回头。
27岁中进士之后，范仲淹有十几年时间在地方上任小官，积攒口碑。他在地方做了很多实事，但视野并不局限于一县一州，时常就全国性的时政问题发表观点。
他对当时的国家政策深感不满。绝大部分人，纵然心有不满，私底下发发牢骚就算了，公开场合还是配合着称颂大宋威武。
范仲淹是个另类，他不会私下妄议朝政，有问题直接公开讨论。在母丧丁忧期间，他向朝廷上了万言书，奏请改革吏治，裁汰冗员，安抚将帅。
朝中两位大佬晏殊和王曾，看到范仲淹的万言书针砭时弊，字字见血，于是极力向宋仁宗推荐这个奇人。
不过，从范仲淹后来惹祸，晏殊急于与之切割的做法来看，这些朝中大佬推举范仲淹，可能并非出于真心赞赏，而是想利用这个“愣头青”向皇上劝谏。他们身居高位，看到的问题肯定比范仲淹多而深刻，但他们不说，反而称赞一个久在地方的小官抓问题抓得准，为什么？
官场油腻，缺乏勇气呗。
范仲淹随后应诏入京，任秘阁校理，大概相当于国家图书馆管理员的一个闲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朝中从此多了一个“刺头”：专挑敏感问题，职业怒怼大人物，谁有实权就怼谁。
入京次年，范仲淹就敏锐地提出，宋仁宗早已成年，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应该还大权于皇帝。
没有勇气打底，谁敢提这种问题？实权人物刘太后有没有做武则天第二的野心，没人知道，但还不还政的问题一旦公开化，就相当于把太后放到权力的火炉上烤。
刘太后怒不可遏，一个字：贬！
刘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怀念范仲淹当初为自己“仗义执言”，觉得他是自己人，遂下诏调他回京。
然而，皇帝想错了。范仲淹根本不是谁的人，在他的字典里，没有“站队”，只有“站对”，站在对的一边。
这一次，宋仁宗要废掉郭皇后，范仲淹站出来上疏反对，皇后没什么大错，为什么说废就废呢？
然后，他又得到了一个字：贬！
三年后，范仲淹又回来了，知开封府，相当于官至首都市长。这一次，他怒怼权势的矛头，对准了宰相吕夷简。他向宋仁宗进献百官图，指名道姓，直斥吕夷简任人唯私，升迁不公。
吕夷简老谋深算：要让范仲淹消停，除非让他消失。
于是，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从帝都消失，来到了鄱阳湖畔的饶州。
一个人在一生中，哪怕有一次鼓起勇气，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范仲淹一而再，再而三，愈挫愈勇，七八年间，竟遭三次贬逐，没有坚定的信仰是坚持不下来的。
所以，面对梅尧臣的劝慰，他说出了他的人生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帝国的绝大部分读书人，初入官场总有一股锐不可当的勇气，以及一颗辅佐君王的事业心，但在渐渐熟悉官场规则后，就会慢慢磨平了棱角，变得圆滑世故。
范仲淹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官场沉浮数十载，逆境多于顺境，贬谪盖过升迁，但他始终保持初心，保持锐气，保持勇气。
即便随着年龄增长，他也未曾变得油腻世故。40岁的他，仍然有20岁的勇气；50岁的他，同样如此；60岁的他，还是如此。
人会老，勇气不曾衰竭。
后来，范仲淹重回朝廷，宋仁宗让他主动跟吕夷简道歉，消除隔阂。他说：“臣乡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
我怼人向来对公不对私，没有错，不道歉。
就是这么霸气外露，就是这么锋芒毕露，连皇帝都没辙。
范仲淹曾说，做官“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用现在的话说，政治上必须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上级和皇帝，不怕受罪，而个人操守，则务求清白，决不能贪赃枉法，授人把柄。
做到这两点，俯仰无愧，勇气自然就来了。
范仲淹剧照
理想，是范仲淹人生的底牌。无论身处迷茫、黑暗与痛苦，他都能保持前行的姿态，因为他留了最大的一张底牌。
范仲淹的命并不好。用时髦的话来说，命运给了他一手烂牌，他却打得比所有人都好。
他两岁丧父，母亲带着他改嫁山东朱家。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在中举做官之前，他的名字一直叫朱说。
某次，他劝朱家兄弟不要挥霍浪费，结果人家怼了他：我自用朱家钱，关你什么事？
他一脸惊愕，终于了解到自己本籍苏州，而不是山东。
他发奋读书，想通过科举改变命运。
而历史也给了他这样的贫寒儒生一个机会。宋代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阶层限制，不再由贵族把持。有一句诗描写当时的现实，叫“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读书，给了庶民向上流动的机遇，这种光荣与梦想，也不断刺激着他们的进取之心。
范仲淹搬到寺庙中苦读，后来又到应天府求学。这期间，许多人从他身上，看到了颜回的影子。
他生活清苦，却不改其乐。每天煮粥，待粥凝固后，用刀划成四块，早晚伴着腌菜，各吃两块，就算填饱肚子了。他昼夜苦读，夜里上下眼皮打架打得厉害，于是用冷水洗脸，提神，接着读。
当地官员听说了他的事迹，特地派人给他送吃送喝，以示鼓励。范仲淹一概谢绝，说今天尝到美食，以后对着白粥腌菜就吃不下了。
贫穷并未限制他的想象力。他在做人生规划时，早早就敲定了两条路子：
第一志愿当良相，第二志愿做良医。
这两种人生设想，都是以忧国忧民为出发点。不是治国家之病，就是治人民之病。
据说宋真宗有一次路过应天府，观者如堵，唯有范仲淹不为所动，继续躲在书院里看书。有一个同学很八卦地问他，大家都去看皇帝本尊，指望着能跟皇帝握握手，这辈子都不用洗手了，你怎么不去呢？
范仲淹头也不抬，回了一句：今后见皇帝的机会多着呢！
别人说这话，可能是吹牛，但范仲淹说这话，是真牛。26岁那年，他考中进士，在殿试环节，见到了皇帝。
富贵触手可及，一介寒儒就此改运。多少人走到这一步，难免沾沾自喜，开始收割胜利果实，拼命敛财谋位，疯狂补贴年轻时的苦命付出。
但是，范仲淹却感觉更苦了。以前是身苦心乐，如今是身心俱苦。
放眼望去，整个帝国在范仲淹眼里，病得不轻。内有官僚阶层利益板结，因循守旧，人人在做好好先生；外有边境政权厉兵秣马，不时寇边侵扰，而朝廷只会花钱买平安。
这样的国家，让他担忧，无时不在想着如何改革图强。尽管他只是帝国官僚体系中，一个小小的地方官，但从未扑灭他心中以天下为己任的光辉理想。
他执着地上疏，针砭时弊，力陈改革。迎接他的是，一次次的贬黜，一次比一次惨。
对理想的执着，在现实中碰壁，哪怕头破血流，至死不曾后悔。就是这样一个人，政敌多于朋友，朋友多于知己，却在日复一日的自我砥砺中，赢得了历史的尊重。
有理想的人自带光芒。《宋史》评价范仲淹，说他“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
一个能影响时代风气的人，尽管在当时失败了，但在后人眼里，又何尝不是成功了？
能力，是范仲淹一生的底气。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范仲淹不是侠客，但终其一生，都在践行这句话。
范仲淹早年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给人的印象是踏实内向。没有人会料到，步入仕途后，他的人生完全转向，动不动就怼人，成了帝国最出名的“话痨”。
如果仅仅是一个只会提出问题不会解决问题的“话痨”，那么，范仲淹被贬一两次，就没有机会东山再起了。
连皇帝都知道范仲淹“嘴欠”，但禁不住要不时重新起用他，为什么？
能力太强，无可替代呗。
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无论什么身份职位，范仲淹都能做到极致。如此全才，千年一遇。
康定元年前后，西夏进犯北宋边境，消息传至京师，朝野震惊。宋仁宗无奈，遂起用众望所归的范仲淹，升为龙图阁直学士，与韩琦一起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
范仲淹到位后，兼任延州一把手，军政打理得相当到位。西夏人原本集兵延州城下，见此，都不敢打延州的主意了，说“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
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州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
范仲淹在防守边塞的战争中，“号令明白，爱抚士卒”，采取正确的策略，经常取胜，军威大振，连宋仁宗都不得不称赞说：“若仲淹出援，吾无忧矣。”
对手认可，老板认可，能力摆在那里，政敌无话可说。
史学家评论历史人物，许多时候会表现得很刻薄。比如一个人平时好议论军事，打打嘴炮，到了战场却不堪一击，落荒而逃，这样的人会被史学家讥讽为“带汁诸葛亮”。
然而，迄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史学家敢否认范仲淹作为一个杰出军事家的地位。
庆历三年，宋仁宗决心改革，第一个人事任命，正是把范仲淹调回中央，授官参知政事。在皇帝心中，范仲淹是非常合适的改革领袖。
范仲淹一生的理想，担当良相的追求，此刻得以实现。他抓住机遇，提出了十项改革方针。拿既得利益者开刀，澄清吏治，首当其冲。
此时，范仲淹的周围聚拢了一批牛人，韩琦、富弼、欧阳修等等，史称“同官尽才俊”。范仲淹则是由这些才俊之士组成的政治集团领袖。
范仲淹对贪污腐败、尸位素餐的官员，毫不客气，每次看到针对这些官员的调查报告，大笔一挥，就把这个官员拿下。
富弼说，一笔勾了他容易，可你知道他的全家都在哭吗？范仲淹毫不心软，回答说，一家哭总比一路哭要好。
一旦动真格，重新分配利益，称范仲淹为圣人的人就越来越少，这就是人性。
结果，相当一批大官僚、地方官和皇室权贵暗中开始串通，组织力量策划铲除范仲淹。
“庆历新政”不到一年，就以范仲淹等改革者被逐出京城而宣告夭折。
一代人的理想，自此失落。这是范仲淹一生中最郁闷的时刻。
改革失败后两年，庆历六年，58岁的范仲淹在贬所邓州，写下闻名天下的《岳阳楼记》，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毕生追求。这篇奇文，写红了一座楼，千年来尽人皆知，只是很少人知道，写下此文的范仲淹内心多么郁闷，多么孤独。
然而，自始至终，没有人因为改革失败，而质疑范仲淹的能力。人们只是惋惜，如果“庆历新政”成功了，就不会有后来的“靖康之耻”，可惜啊！
朱熹说，范仲淹“自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许多事业”。
这一评价，代表了历代对范仲淹能力的肯定。范仲淹称得上是宋代第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家。
道德，是范仲淹做人的底线。他追求功业，追求政绩，追求名声，但是，凡是需要出卖道德做交易的成功，他一概不取。
一个改革者，特别是一个失败了的改革者，在他生前身后，非议肯定少不了。因为，历史上的改革者，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就是在改革的同时为个人揽权敛财。
范仲淹却是极其罕见的例外。
同是改革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身后毁誉参半，而范仲淹则是“名节无疵”，堪称完人，为什么？
范仲淹的搭档韩琦，对他的评价很能说明问题：“大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是的，范仲淹不仅是一个有能力的改革者，更是一个烛照古今的贤者、圣人。他的政敌，即便想诋毁他，也不知道从何下手。
在“庆历新政”推进期间，政敌们联手说，范仲淹在朝中结党。
这一指责不得了，直接触碰到北宋建国以来最敏感的政治痛点。
宋太祖赵匡胤以唐朝牛李党争造成许多后患为鉴，曾下诏书说：凡是及第的举人，严禁称主考官为恩师、老师，也不许自称为门生。
宋代最高统治者最害怕的，不是官员搞贪污、不作为，而是大臣之间结合成派系或朋党，发展成皇权的一个离心力量。
宋仁宗也多次下诏指示朝官“戒朋党”。这实际上成了宋初以来的一条家法，一道底线。
朋党的指控，用心之险恶，可见一斑。
连宋仁宗都不忍直接定罪，而是给范仲淹一个澄清和解释的机会，他想听范仲淹怎么说，就故意问：“过去小人多为朋党，君子难道也结党吗？”
面对这个问题，精明的改革者，为了改革事业继续推进，抑或为了保住个人的权位，肯定会斩钉截铁地回答“君子不党”。
那么，范仲淹是怎么回答的？
他回答说：“我在边防的时候，见到能打仗、会打仗的人聚在一起，自称一党，怯懦的人也自为一党。在朝廷上，正、邪两党也是一样。陛下只要用心体察，就可以分辨忠奸。假如结党做好事，那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没错，范仲淹心胸坦荡到这种程度，竟然当着皇帝的面，承认了结党的事实。
他的道德感，强烈到宁可死，也不愿说谎。
代价当然是惨重的。范仲淹结党，成了压垮改革的那根稻草。
他没办法，但也从未想过以突破道德底线的手段，去挽救这一切。难怪朱熹说，范仲淹是天地间的一股浩然正气，是第一流的人物。
范仲淹一生见贤思齐，不断以往哲先贤的思想、品德和功绩勉励自己。他曾说，“学默默以存志，将乾乾而希圣，庶几进退之间，保君子之中正”，表达了要像先圣一样，在得失进退间，不失其高尚的情操。
所以他始终以洁身自好和为国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做了高官以后，家里生活依然如贫贱时一般俭朴，史书说他的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但对他人急难，却竭尽全力给予帮助，从不考虑自己有无家用。他还在苏州办义庄，兴义学，影响了宋代士大夫热衷义庄、义学的风气。
范仲淹将要退休时，他的门徒建议他在洛阳修建住宅，以安度晚年。
他听后，语重心长地对弟子们说：“每晚就寝时，我都要合计自己一天的俸禄和一天所做的事。如果二者相当，就能够打着鼾声熟睡。如果不是这样，心里就不安，闭目也睡不着。第二天一定要做事补回来，使所作所为对得起朝廷的俸禄。”
他接着说：“如今我之所以打算退休，就是因我年老体衰，精力有限，能为他人做事一天比一天少，对不起百姓，对不起俸禄。这时营造安乐窝，岂又能安乐？”
这番话，不是圣人说不出来。
道德，在许多人眼里，是做人的标杆。有道德，说明我已经到了很高的境界；无道德，只要不触碰法律，那也不要紧。
然而，我们要记住，道德，在范仲淹那里，只是做人的底线。他一辈子都不会逾越底线，去做任何无德之事。
北宋皇祐四年，范仲淹带着病躯，到颍州赴任，途中逝世，终年64岁。
范仲淹注定是孤独的，但一个诞生出范仲淹的民族，是伟大的。任何时候，珍惜范仲淹，就是珍惜这个民族的过往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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