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三次较大规模移民潮，分别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
关东指东北三省，因这三个省都位于山海关以东，因此那里就称为关东。东北物产丰富，土地肥沃，但清朝皇帝一直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定鼎中原后，始终禁止汉人到东北生活。许多流民为了去东北安身，往往冒险闯关，闯关东的说法也就由此而来。
西口是指河北张家口以西的长城沿线关隘，过了西口，就可以到达内蒙古草原以及河套一带。这里当时相对富裕，便于流民谋生。于是，有不少人走出西口，寻找自己的安身之地。
每当封建王朝末年，战乱频发时，许多普通百姓被迫移居到国外，其中相当一部分人移居到东南亚地区，这种迁徙也有一定风险，被称为下南洋。
下南洋的流民来自全国各地，但福建、广东人大约占95%以上，是绝对多数。这两个省距南洋各国较近，往返比较方便，有地理优势，这种优势是其他地区不能相比的。
最早的下南洋活动可追溯到汉代。西汉末年，就有一批学者、官员逃往越南。晋代以后，许多汉人“衣冠南渡”，不少中原人士移居到东南亚地区。
唐朝末年，黄巢袭击广州市，许多从事海上贸易的广东人逃亡海外。元灭南宋时，又有一大批宋朝遗民逃到了东南亚。而在明末至清末这段时期，中国大陆战乱频繁，福建、广东一带老百姓为躲避战乱，一批又一批到南洋去谋生，这更使下南洋成为一股潮流。
16至19世纪，是下南洋的高峰。这一时期，英国、荷兰等欧洲殖民者开发南洋，对劳动力需求量非常大。
南洋各国为吸引华工，分别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有的给移民免费土地，提供临时房屋，有的免费供给大米和食盐，有的提供交通运输工具等。
这些优惠政策对于那些流离失所、丧失土地的无业流民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当时，福建、广东沿海的许多贫民结伙出海，他们公推出一名叫“客头”的人，由他垫付船资和伙食费，到南洋后，大家再用劳动所得偿还欠债。为了凑足路费，流民还有一种方法，是让船户先把他们送到目的地，然后让那里的亲友给钱，或有了工作后，由雇主垫付欠款。
但下南洋的人较多，这些劳工们非常艰苦。在被运出国之前，他们往往被成群地关在一起。吃饭时，食物都装在一个大盆里，他们只能像猪仔一样，围着饭盆抢食，因此，劳工们也叫“猪仔”。
据记载，从1852到1858年，仅汕头运出的“猪仔”就有4万多人，大约8000人在没开船之前，就已经在困苦和因虐待中死去，被弃尸在海滩上。
要下南洋的人太多了，运送“猪仔”的船只往往严重超员，所以那些破旧的船只往往只被简单改造一下，就投入了使用。在漫长海途中，“猪仔”们每人只有一尺之地，但船舱门紧闭，空气窒息，淡水也不足，他们经常因为渴极讨水而遭到鞭打。在凌辱和折磨之下，常有一些弱者投海自杀的事情。
不过，到了东南亚，许多华人从事商业活动，代销当地土特产，从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挣了不少钱。这些华人多为当地政府所倚重，当时，泰国有个王室成员就表示：“如果没有华侨，宫廷什么买卖也做不成。”
还有相当一部分华人从事手工业，为了谋生，无论是烤面包师、裁缝、鞋匠，他们什么都干。
在东南亚，工矿业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印尼加里曼丹的金矿全是华人，矿工人数最多超过9万。19世纪以前，马来西亚的锡矿也全部由华侨开发。当时，维持马来西亚诸邦经济主要依靠锡矿税收，因此，可以说马来半岛的繁荣昌盛都是华侨带来的，是华侨们造就了马来半岛。
在改变南洋诸国经济状况的同时，许多华人也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境况，出现了一大批百万富豪和千万富豪，政治地位上越来越高。直到现在，东南亚各国的华人依然有很大影响力。
例如，泰国前总理他信兄妹是华人，泰国议会有三分之二的议员都是华裔；新加坡大部分是华人；菲律宾前总统阿罗约的丈夫也是华裔。
鸦片战争以后，从广东、福建两省输出的流民，每年都在10人万以上。他们在南洋艰苦创业，积累了大量资本，又回国把资金投向近代工商业，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
特别是洋务运动以后，许多在南洋积累了大量资本的华侨回国投资。比如，中国最早的缫丝厂、最早的火柴厂都是由南洋侨商创办。解放前，华侨仅在广东、福建、上海投资创办的企业数量就有2万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