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惠相
第752期
我1965年初中毕业时，经华东机要局批准，由上海市水产局把我们招录去培训学习机要翻译。1968年6月份，因我们的机构撤销而改行，被分到了小三线宁国协同机械厂。
我第一次进山时乘在日野卡后面，300多公里路程开了8个多小时才到厂所在地。当时厂里还没有电，都是点蜡烛。喝的都是山里面的水，没有自来水。住的是干打垒，就是土打起来的房子。就这样一直到了1968年年底，那个时候电有了，就开始筹备新40火箭炮生产线。
协同厂生活区全景图
见证“新40”火箭筒的诞生
1968年的时候国家已经在考虑怎么样研制“新40”火箭筒。1968年底我分配在靶场，主要是搞新40火箭筒的各种试验。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苏联的坦克在战场上横冲直撞，我军很难对付，吃了许多亏。当时中央五机部下了命令，让我们研制生产“新40”火箭筒。它的射程是“老40＂的3倍，威力明显提高。采用光学瞄准镜，可以测定目标距离，可以修正目标速度和风对弹道的影响。
由于“新40”对“老40”的缺点有实质性的改进，因而定型后很受部队的欢迎。珍宝岛战场和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可以有效攻击苏军T62坦克和在越南战场上摧毁碉堡、坑道、掩体等工事。
1969年三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研制新40火箭筒。那个时候全厂上下团结一条心、革命加拼命，“研制新产品，打击帝、修、反”的大标语挂在一车间内，全厂从投料到产品出来一共大干了56天，我们的工人都睡在车间里面白天黑夜的干。
我和张立群同志当时负责靶场工作，在奋战“新40”的日子里几乎吃睡在车间里面。
40火箭炮用的炸药需要24小时保温，就要每天派两人值班不能睡觉，有一次炸药爆炸，两名工人严重烧伤，其中一名至今不能生活自理。
新40火箭炮试验平台
第一个“新40”火箭炮样品出来后，就在靶场打响了第一炮，试验结果总体符合技术标准。到了五六月份，新40火箭炮正式出来了。当时有一个目标：在7月1日之前新40火箭炮经国家鉴定合格，向党的生日献礼。6月28日，我们开了一辆解放汽车，上面搭了帆布棚，参试人员就睡在车上，日夜兼程，赶到湖南282厂进行国家鉴定试验。
当时从部队到地方都非常重视，毛主席的亲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孔副司令亲自到场，时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华国锋也在百忙中亲临现场，观摩了我们的试验，“新40”火箭炮第一发打响了，平衡度、穿甲力和秒速度都在合格范围内，穿甲能力强，从45度角度可以打穿160-180mm钢板，打苏联的T62坦克显然是没有问题的。几次试炮以后，孔副司令非常高兴地说：“很好，回去以后赶快生产。”
炮手与技术员在韶山留影
厂里开始批量生产的时候是非常艰苦的，车间里面日夜工作，而且技术工人都是逐步到位的，很多人都是分批进去的。当时虽然有一点好的设备，但还不够，需要自力更生，自己设计自制一些夹具，没有现成的设备，也没有现成的图纸，技术人员与工人一起吃睡在车间里，一起攻关。
我们生产的“新40”火前筒，除了送到珍宝岛之外，还送到越南战场。当时抗美援越，我们也送了很多产品过去。谁知道1979年自卫反击战的时候，越南掉过头来用这些武器打我们了。
小三线的生活
我们的工厂座落在杨狮村，农民就住在厂周围。有时候星期天当地农民与我们职工相互走来走去，有的人还交上朋友了。
为什么交朋友呢？有几种情况。第一种人家认为你是上海人，上海的东西多、质量好，有些东西我们可以从上海带过去，比如肥皂、牙膏等日用品和卷面，他们当地没有。我们买了以后就给他们一点，他们感觉到蛮好的。我们在当地呢，也会买一些鸡蛋啊、鸡之类的，有时候我们用上海粮票、全国粮票到农民那里换鸡蛋，两方面互补，关系很好。
厂跟当地之间有时候也有摩擦。譬如说我们要用电，他们也要用电，就把电线接到我们的高压线上面，我们就不让他们接，他们就不高兴。这是一种情况。
另外比如说我们经常要放电影。在露天放，大礼堂不行。有的农民带着干粮从很远的地方过来，翻山越岭要来看电影。有老人有小孩，他们很早就占好位子，在这过程当中经常与职工们发生纠纷。当地人看了电影后高兴得不得了，回去后一讲，那些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大人和小孩来的更多了，农民翻山越岭，有的要走几十里路从四面八方赶来。
当地有些老人以前连汽车都没有看到过。我们最早的一辆车是吉普，开进去人家都搞不清楚，这到底是吃草的还是吃什么的。
后方的娱乐应该说是比较少的，我们为了丰富职工文化生活，千方百计地组织搞一些活动。比如说放电影，电影是整个后方厂轮流放，过一段时间就过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上海也会派一些小分队、歌舞团过来演出。除了这些以外，我们企业里面也搞一些自己的文化，搞文艺小分队、厂乒乓球队、篮球队，每年组织厂运动会等等。
小分队都是自己创作，自己排练，自己演出的。这些文艺题材都是从厂里生产和生活中提炼出来，然后编成节目，很受职工欢迎，搞得还是比较像样的。我们有一位同志原在浙江越剧团，随爱人进了厂，在她的组织带领下，排练了越剧《红灯记》在厂内外演出。我们厂的小分队还曾经到南京军区慰问演出。
问题突出，人心不稳
到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军品下马了，上级提出要以民养军。也就是说，想办法用一些民品来维持企业生存。
当时我们是属于上海管的，上级领导是上海机电局。机电局当时把一些民品拿出来，让我们企业生产。生产过军品的，民品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原来的包建厂是上海电焊机厂和上海鼓风机厂。电焊机厂是生产电焊机的，在全国很有名。当时他们就把一部分电焊机产品给我们做，另外还做了一部分通用公司的阀门。
教育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当时我们很多父母都是大中专毕业的，他们感觉到自己已经在山区了，关键是小孩的教育。在这个地方读书条件差，外面的信息不灵，这些家长对办好学校的呼声很高，我是负责教育工作的，我们搞了一个厂子弟学校。
开始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学，后来我们办了一个中学。另外还有职工教育这块，统一由教育科管。我是既管教育科又管学校，兼学校副校长。
当时我的压力最大的是什么呢？学生的升学率。办学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把好的老师找来。原来厂里面有一些人本来就是老师，是跟着自己的爱人进厂的，有的是正规的师范大学毕业的，有的是中专毕业的。
先把这部分老师集中起来，不够的再到外面去引进一些好的老师过来。另外再从工人当中培养一些教师，有些工人外语学得比较好的，进行短期培训后，就请他们做外语老师。我们的师资力量就是这样组成的。
我们的压力为什么大呢？因为家长对学校的要求是很高的，因为他们都有文化。假如说这个学生今天考试考得不好，回去一讲，家长会问我们的老师，一个个电话打给我们，他们会说：有的人为什么考九十几分，有的人为什么考八十几，而为什么有的人考不好？他们可能不会怪学生，只会怪老师，有些家长可能会打电话给老师。
为了提高学校教育质量，那我们就动脑筋，我们就跟上海的重点学校联系，我们与上海比较好的北京东路小学挂钩；中学部分我们和控江中学、松江二中以及嘉定二中挂钩。另外一个小三线厂与格致中学、向明中学挂钩。我们利用每年暑假让教师到上海接受培训。另外把上海的老师请过来上公开课，提高我们的教学水平。
但是人家说这样还是不行，你这些试卷是自己出的，考高了考低了，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后来想办法，比如北京东路小学中考参加区考，我们把他们的卷子拿过来，考我们的学生。这样做不只是在考学生，也是在考老师。中学也是这样，控江中学的卷子拿过来考我们学校的学生。
厂子弟学校与上海通用公司教育科领导合影
这祥一来，老师反映比较大：你是在考我们，所以老师的压力很大。他们实际上已经很辛苦了，那个时候的老师加班加点是没有报酬的。给学生补课加班加点，我们那么辛苦你们还要考我们？他们对学校有意见，特别是考得不好的时候，家长责怪老师，个别老师就闹情堵，不愿意当教师了。我们只好出来做老师的工作，这个矛盾很大。
这样坚持下来，逼着大家把教育搞上去。后来大家慢慢地也适应了，我们的教育与市里面教育缩小了差距。经过一段时间下来，我们的教育质量上去了，有学生考到交大附中的，考到控江中学的也有几个，所以人家觉得我们的教育质量还可以，有效果。
上次我还在路上碰到一个学生，他叫我校长。我说你是谁啊？原来他是我们学校里面最调皮的皮大王。他现在在美国花旗银行工作，收入很高。他说我请你吃饭，我现在有钱。这些小孩当时都在那里读书的，而且他们也很留恋这段时光，现在他们好多人都过去看过小三线那些老地方。
另外还有就是婚姻问题。相对来说我们这里的婚姻问题比较好一点，我厂男女比例基本上还是比较平衝的，也没有人征婚到我们厂。
20世纪80年代各种问题比较突出，那时很多人想回上海，千方百计要调回上海。
当时是有规定的：第一，家里是独生子女的，到了小三线以后，如果父母生病了是可以照顾的。当然这个照顾也是很有限的，要经过后方局批准，要劳动局一级级批。
另外一种情况是，有些人通过外面的渠道，调到外面去。譬如我们学校里面有一个老师，他后来就是通过关系调到常熟去的。还有一些家庭确实有困难的，照顾一下回上海，这个数量是很有限的。
因为那么多人都想回上海，所以卡得很紧。夫妻分居的人多，没办法回去。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有几年春节是不让放假的，叫过革命化春节。
到后来几年情况好一点，很多人都回上海去，厂里面只要留一点人值班就可以了，基本上都放他们回去。刚开始1969年、1970年的时候都不让他们回去，而且回去也有比例。一个部门回去几个人都是规定的，要经过批准的。
稳步调整，有序撤退
小三线调整是中央的决策，当时国务院发文件说小三线要调整，一方面是因为军品少了，另一方面就是说，在和平时期这样生产的话，浪费太厉害。所以中央要考虑撤销这小三线，让大部分人员回上海，安徽当地招工的就地安排，厂房、机器设备和其他设施全都留在当地。
准备撤退的时候，我们企业应该说还是做得比较好的，我们厂应该说还是可以的。我们那个地方的组织体系还比较全面，一些干部的责任心也比较强。所以他们该工作的还是工作，该生产的生产，努力做到搬迁跟生产两不误。
我们厂转民品的时候，生产了电焊机还有阀门。电焊机销路本身还是可以的，因为这是上海电焊机厂给我们做的。他们把一部分产品给我们，就等于说还是包销的。我们还有一点点军品。基本费用有了，再搞一点民品，这样基本上就还能过得去。
交接的时候工作也是做得很细的。上级规定小三线的所有财产都不让带，全部留在安徽。但是实际上从企业来说，还要回上海办厂，很多东西都派得上用场，所以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偷偷放在卡车上运回上海。
就这样拿了一部分，比如说比较好的量器具。但是更多的东西都是没有拿，那个时候我们是很规矩的，生产上面用的比较好的设备都是要有记录的。这些东西都有帐本，当时的人也是比较淳朴，这些设备都没有搬。
杨狮村的路，通向远方
我们1986年开始撤退，可以说是有序撤退。我们厂有一二百户家属，那么多家具要往上海搬。要组织好力量分期分批过来。一部分单身的人要逐渐回上海安排工作。撤的过程当中也很复杂，有那么多人，那么多家具而且不能損坏东西。一户人家至少要一卡车。
我们机电局老局长朱一凡具体负责小三线安置工作，安排落实造房子，人员安置、干部安置都是他管的。
当时我们很多企业都在闵行，要把房子造在红旗新村那里。刚开始过来的时候房子还没有造好，三年以后才造好。没有房子有的人住在亲戚那里，有的人住在厂里的宿舍。
当时小三线人回到上海的时候，上海重型机器厂的人觉得你们小三线的人已经不错了，每家都有一套房子。他们在厂里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有分到房子，很羡幕我们。
这是国家考虑安置小三线职工的，目前很多人还住在那里，也有一部分人将原来的住房置换处理掉了，到外面买房子了，但大多数人还在那里。
瞿惠相：男，1948年出生于上海崇明。大学学历，1966年8月任上海市海洋渔业公司机要通信科总台机要译电员。1968年7月起先后在上海小三线协同机械厂新40火箭炮试验场、政工组、宣传科、教育科和职工子弟学校等部门工作。返沪后曾经在上海重型机械厂工会办公室，上海市总工会办公室。上海市机电工业局党委办公室和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信访办等单位工作。
制作：童达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