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类教训，首先要说的，就是北宋神宗年间的一位“大爷”：高遵裕。
说高遵裕是“大爷”，那可真是名副其实。北宋虽说“重文轻武”，但“轻”的往往是狄青这类“草根名将”，那些出身“将门”“名门”的武将，一直都是横得很。高遵裕的家世也是够横——祖上是北宋抗辽大英雄高琼，响当当的将门虎子，亲侄女又是宋神宗之母高滔滔，等于是“当朝太后”的亲大爷。凭这强硬背景，高遵裕平日也横得很，多年来镇守边疆，也刷了不少军功，到了宋神宗“王安石变法”的年月，也有了“名将”的名号。
如此“豪横”，也就让宋神宗也产生了误判，认定这位“自家大爷”，真有“名将”的本事。所以当北宋年间“元丰五路伐夏”开打时，对这动员作战部队五十万，动员人力高达百万的空前军事行动，宋神宗也毫不犹豫，把统帅精锐进攻西夏都城灵州的重任，直接交给了高遵裕——大宋收复河套，解除西夏边患，甚至实现崛起的期望，都在这“高大爷”身上了。
对这事儿，“高大爷”的亲侄女，那位对“王安石变法”存在严重偏见的高太后，看得都比宋神宗清楚。她规劝宋神宗说：儿啊，我娘家这个大爷啊，忠心没问题，但能力却差点事儿，人品更差点事儿，平日里小心眼嫉贤妒能。你让他当个副将没问题，要是做了主将，还给他这么大的重任，肯定要出大麻烦啊。但宋神宗不为所动，还是这么办了。
可就是这节骨眼上，高遵裕开始“作”了，先是忌恨刘昌祚的战功，找借口拿走了刘昌祚的指挥权，气得刘昌祚卧病不起。由于这一番内讧，宋军在灵州城外干耗了好几天，白白错失了最佳攻城时机。挤兑完刘昌祚后，一统指挥权的高遵裕，开始对灵州城猛攻。可“充大爷”“内斗”“刷军功”有方的高遵裕，碰上真硬仗就抓了瞎，接下来的十八天攻城，不但连灵州城的边儿都没沾着，还被西夏反戈一击，大军稀里哗啦……
值得一说的是，要不是被高遵裕气病的刘昌祚，关键时刻不念旧恶浴血阻击，确保宋军主力安全撤退。这“高大爷”恐怕连“败退而回”都不可得，早就做了西夏的俘虏。可回到大宋之后呢，“作天作地”的高遵裕却是轻飘飘一推卸，就让老实巴交的刘昌祚担了责。大宋剪除西夏威胁，改写“积贫积弱”国运的天赐良机，当然也就这么活活“作”没了。
不过退一万步说，就算北宋这次拿下了灵州又如何？这么一个老实人吃亏担责，有背景的“大爷”胡作非为的王朝，就算守着金山银山，麾下猛将如云，多年后那场汴京沦陷的奇耻大辱，照样躲不过。
而比起这桩古代史上“用将不当”的教训，近代史上的一位“名将”，也上演了“丢脸丢出国门”的一幕——叶志超。
作为“洋务运动大佬”李鸿章的亲信，叶志超在淮军系统内部，也是分量极重。早年他在淮军各类战斗里，也立下了不少功劳。所以当甲午战争打响后，李鸿章对他也寄托了厚望。特别是1894年7月底，中日陆军在朝鲜成欢驿碰撞后，叶志超也立刻给清王朝送来了喜报：清军歼灭两千日军，狠狠打击了日军嚣张气焰。如此喜报，也叫李鸿章们欢欣鼓舞，随后就正式向日本宣战。
可李鸿章们当时并不知道，所谓“痛击日军”的成欢驿大战，清军其实吃了败仗。主将叶志超更是带头逃窜，边逃还给清王朝拍电报吹牛。接下来的战斗里，叶志超的套路，依然是逃跑加吹牛。特别是到了关乎甲午战争大局的平壤大战，当清军左宝贵等爱国将领们浴血拼杀，以生命阻击日军攻击时，连气焰熏天的日军都因此陷入了困境。可叶志超却动了歪脑筋，竟主动率军逃窜，逃还没逃赢，反而陷入到日军的重围里。可怜仓皇突围的清军，顿时全线崩溃，平壤城里的弹药粮草等物资，更给濒临绝境的日军“大补血”。
当然，当代也有不少“专家”，对叶志超充满同情，认为他在当时也“有困难”“仗打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在浴血殉国的左宝贵等英雄面前，叶志超的这些“理由”，都不是理由。
更可耻的是，在“作”没了平壤之后，叶志超的“作”当时还在继续。他从平壤逃出后，还是边跑边吹牛，胡说自己“激战五昼夜”，好好编造了一把浴血抗倭的英雄事迹。竟然一开始还被清王朝“加恩免其议处”。为什么这么有恃无恐？在叶志超看来，自己不单是淮军的骨干，还是李鸿章的“老乡”，放在大清朝“老乡政治”的环境里，捅多大娄子都有人保，当然也就放心“作”。可这次毕竟不同，毕竟前线被揍得太惨，叶志超的牛皮也被捅破，最终被定了“斩监侯”
但话说回来，一个叶志超“牛皮捅破”，可晚清朝廷里，还有千千万万个背靠大树的“叶志超”，国家大事也可以放心“作”，这样的晚清，自然在落后挨打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其中的教训，自然不止在兵舰洋枪洋炮，更在晚清这烂透的朝局。
参考资料：黄如一《铁血强宋》、戚其章《甲午战争史》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