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历史，几乎贯穿了人类的历史，自然的责难，从来不会对任何特定时期有任何的怜悯，能够战胜疫情的只有科学医疗的进步及人类自身的防范。
根据《宋史》记载，两宋时期有规模的瘟疫发生次数达到了30多次，差不多平均十年一次的频率，虽然比隋唐时期高，但是比明清时期要低。这样的疫情发生频率，在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宋朝，他们是如何一次次战胜天灾的呢？
宋朝针对疫情，设立了许多的医疗机构，主要分为御药院、太医局、翰林医官院、惠民和剂局。在这些机构当中，有服务皇帝的御用机构，也有负责全国医学教育推广的机构，还有在民间解决民间疾苦的基层医疗机构。
御药院基本就是皇帝御用的私人大药房，对疫情的帮助不大，这里就不多赘述。而翰林医官院则在疫情方面有很大贡献。翰林医官院，后来改名翰林医官局，随着翰林医官局不断发展，在翰林医官局就职的医官逐渐多了起来，平日里大多数人都没什么事情，面对这种冗员颇多的情况，朝廷出台了相应的对策，也就是驻泊医官制度，将冗员驻泊到全国各地，一旦有疫情发生，这样就可以有驻泊医官立刻去对症治疗，并且将疫情反馈给朝廷。
宋朝在对付疫情方面还有一个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它就是惠民和剂局，后来改名为太平惠民和剂局。这也是一个服务于民间的医疗机构，专司民间医药。
这个太平惠民和剂局，虽然是一个整体，其实包含了两个部门，一个是惠民局，一个是和剂局。惠民局主要负责向民间销售药品，相当于今天的药店；和剂局是负责制作药品的机构，他们会根据惠民局的需求来制作不同的药品。如果遇到了疫情发生，惠民局会第一时间了解到民间遇到了什么样的疫情，需要什么样的药物，把信息传达到和剂局，和剂局负责想办法制作药物，满足惠民局对药物的需求，从而控制疫情。在平时无疫情事情，惠民局会控制药价，保证民间药品正常售卖，和剂局则会广泛地搜集药方，尤其是对疫情有用的药方，然后与其他地区和剂局进行共享。除了药方外，和剂局还会搜集一些药材，以备疫情发生时药品充足。
“制急于民用，……民有疾咸得赴局就医，切脉约药以归”
宋朝在疫情发生的时候，还做了一个当时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举动，那就是免费向疫区染病的疫民施药，以此来帮助疫区的百姓渡过难关。在宋仁宗在位期间，一次“京中大疫”，宋仁宗不愧仁宗之名，毅然将自己私有的名贵通天犀捐献出来，磨碎入药救民。宋廷“遣使颁药”或施粮救民之举几乎成为了一种常态，只要有疫情发生，宋廷每次都会对感染的疫民进行帮助。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疫情，宋廷积极的救治，在抗击疫情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北宋元祐五年，苏轼在杭州抗击流行病时，建立了安乐坊，三年时间里治愈了千人。后来朝廷觉得安乐坊非常好，于是将其改名安济坊，推广到了全国，专门用于那些“病卧无依之人”的治疗。成为了抗击疫情最后的保障机构。
凡户数达到千户以上的城寨，均要设立安济坊，凡境内有病卧无依之人，均可送入安济坊收治。
在宋廷积极手段的控制下，疫情在发生的时候会得到有效抑制，疫区的感染百姓也会受到妥善的处理。民间面对疫情的时候，也会采取一些民间的办法，配合朝廷，一起抗击疫情。
在民间，疫情主要发生在人口密集的地区，防范疫情时，卫生极为重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阻止疫情的传播。宋朝的人也是出名的喜欢干净，经常洗澡保持个人的卫生，同时也会按照医生的指导，在洗澡的同时，使用一些清洁用品，例如皂角等。
除了个人卫生外，家庭卫生也是宋人极为重视的事情，他们会经常打扫房间，经常保持通风，也会焚烧一些药品进行熏屋。在宋朝时期，百姓对蚊虫的危害也有了一定的认识，会有目的性地进行杀灭蚊虫，防止疫情通过蚊虫进行传播。
当然，也会有一些愚昧的人会选择相信巫医，而放弃药物的治疗和自我防范，这样的人往往会造成更多的人感染，增加抗击疫情的难度，在宋朝除疫时期着实也不容忽视。
除了以上的这些防护之外，在古代面对疫情的时候也讲究加强情志调节，因为在疫情发生的时候，人们往往都会十分焦虑，这样十分不利于对疫情的防范，心情不好的时候，从中医角度来看，是会影响自身免疫力，导致气机不畅而更容易患病，用今天的话来讲，那就是降低免疫力，不利于预防。
综上，在两宋期间，朝廷与民间百姓共同努力，从自身预防到积极救治融为一体，从而能够有效地控制疫情，消灭疫情。不得不佩服宋朝时期朝廷和民间的先进思想与方针，几乎达到了千年后的水平，令人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