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遇春
话头，从科举考试开启。
既然要说科举考试，那么，这里先需要澄清两个差异。
一、科举考试与现代重要考试的差异
在现代社会的诸多考试中，有两大重要考试不得不说：
其一，大学升进考试；
其二，公务员录取考试；
此处，就来看看科举考试与以上两种考试的差异：
（一）科举考试与大学升进考试的差异
后人喜欢将大学的升进考试与科举考试相提并论，其实，如果认真思索，这样的类比，是不准确的。
如果仅就通过考试进行人才筛选的形式而言，科举考试和大学升进考试是一致的。
但是，须知，科举考试与大学升进考试是有差异的，二者的主要的不同是：
科举考试的最终目的，是选拔官员，其选拔出来的人才，最后几乎全部都进入官场、参与皇权专制国家的管理。
大学升进考试，是选拔即将培养的各类专业技术型人员的途径。这种考试所选拔的人员，须经过一定期限的学习和培训，学习和培训结束之后，他们大多数都会以其所学的专业技术和知识作为生存的资本。这些人员之中，最终能进入官场、参与国家管理的人数，在总体参加考试的人数之中，所占比例是非常低的。
（二）科举考试与公务员录取考试的差异
前面已经提及，科举考试与公务员录取考试，在形式上，都是通过考试，进行人才的选拔录取。
仅就这一点来说，大多数的选拔考试，都具备这一功能。
说到二者的差异，首先必须提到的，是考试内容。
简略而言，在科举考试的内容中：死记硬背的部分，考的是知识积累的程度；诗赋的部分，会牵涉文化素养与心胸情怀；策问的部分，会涉及对经义阐发议论、对社会实务的分析判断与对策建议；
在公务员录取考试的内容中，有一半采用的是西式的所谓心理科学测验，其内容比较注重的，是所谓的思维能力；另一半是根据材料进行所谓的申论：申论与策论的区别，申论材料不会出自经义；申论分析解决的是细务，所以，对搜集整理信息的要求较高；策问分析解决的是大政，所以，对见识和眼界的要求较高。
除考试内容之外，科举考试和公务员考试的最大差别是：
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员，最后扮演的角色，以管理者为多（类似于某类制度下的政务官）；
公务员考试挑选出来的人员，最后的工作，以办事者为多（类似于某类制度下的事务官）。
如果按照词汇学，将“官吏”拆成“官”和“吏”来分别界定，那么：
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多为“官”；
而公务员考试挑选出来的人员，多为“吏”，所谓“吏”，杜甫诗中有云：“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其中的“吏”，即此类。
需要澄清的，大体已经讲明，下面，来说科举考试。
二、科举考试
之所以称之为“科举”，是因为，这种考试制度，是分科取士的。
在唐代时，科举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
每年分期举行的考试，称为常科；
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为制科。为什么叫制科？这就必须清楚“制”的含义。所谓“制”，指的是帝王的命令。《礼记曲礼下》：“国君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郑玄注：“制，谓君教令，所使为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裴骃集解引蔡邕曰：“制书，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
常科之中，常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进士考时务策和诗赋、文章；明经考时务策与经义；前者难，后者易。
当然，唐代还设有武举，此处不赘。
唐高宗李治（公元649年～公元683年）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
唐朝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
就是因为进士科的贵重，所以，在普通、普遍的印象中，科举考试就是进士考试。其实，这是一种以点带面的不准确的印象。
因为无法面面俱到，要面面俱到小文短章也说不清楚；所以，本文所讲的科举，以进士科为主。
科举考试最大的优点就是：
彻底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
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部分社会中下层有能力的读书人，通过科考，就可以进入社会上层，获得施展才智的机会，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
至于说科举考试后来产生的种种弊端，不能全部都推到考试制度本身上来，其中权力的自私、思想的禁锢、人性的贪鄙等等，全都在其中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
从隋代至明清，科举制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这其间，到明代时，科举考试才形成了完备的制度，共分为四级：
院试（即童生试）；
乡试；
会试；
殿试。
限于篇幅，院试、乡试、会试此处不详说。
本篇，只说一说殿试。
三、殿试及鼎甲
殿试为科举考试中的最高一段，又称御试、廷试。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唐高宗李治在大殿之上，开科取士，他亲自监考选拔人才，这是科举史上的第一次“殿试”。
此次殿试规模不大，尚未成为定制。
至宋代，殿试始成为常制。
元、明、清沿用宋制。
金朝时，将殿试及第者分上、中、下三甲。
元代时，将殿试及第者分一、二、三甲；有两榜，蒙古人、色目人为一榜；汉人、南人为一榜。
明、清两代，沿用元制，殿试分三甲，但不分二榜。
明、清两代殿试后，所分三甲为：
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通称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
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
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明代称会试第一名为会元，二甲、三甲第一名为传胪。至清代，则专称二甲第一名（即殿试第四名）为传胪。
关于殿试及鼎甲，基本如上。
下面来具体看一看清代殿试鼎甲者的相关情况。
四、清代殿试鼎甲之状元、榜眼、探花（及传胪）的出处
从文学类作品中得来的印象，似乎旧时读书人只要进京参加科举考试，就很容易考中状元。
其实，并不是那样。
这里，就来说一说清代殿试中得鼎甲者，看一看实际的历史状况究竟如何？
自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公元1736年～公元1795年）、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嘉庆（公元1796年～公元1820年）朝以来，在殿试中，得中鼎甲之状元、榜眼、探花，大多是由在任的内阁中书以及各部小京官考取的。
所谓各部小京官，就是清代京师中央各部中的低阶职官。其品阶，满人自从六品至从九品、蒙古人自从六品至八品、汉军自正六品至从七品、汉人自正六品至未入流。
所谓内阁中书，也是清代的官名，职责是在内阁之中执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事务，其定额为满洲中书70人，蒙古中书16人，汉军中书8人，汉中书30人，官阶为从七品。
清代人认为，内阁中书及各部小京官这两类人登第是最为有利的。
这种说法，其实是不解本源的泛泛之语。
内阁中书，除了因进士身份授职、举贡捐纳以外，其余的，都是由举人考取的，当然，还有一些是召试特用的。须知，召试特用的人员，也仅仅乾隆、嘉庆两朝有这种情况。
京师各部的小京官，都是各省的拔贡，他们朝考一等，才能被授任此等职务。这也是从乾隆丁酉科（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开始的。
能够被简选为中书与各部小京官的人，大多数都工于书法、或者是当时的知名之士。
这些人既然入朝为官，那么，朝中有事，他们一般都能得风气之先。而当时殿试读卷的诸位大臣，要么是这些人以前的座师（明、清两代举人、进士对主考官的尊称。）、要么是这些人所在各官署的长官、或者是这些人的同乡老辈。这些人在京师时，平常就与读卷大臣熟识，所以，殿试之中所谓的机缘巧合，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件了。
《安乐康平室随笔》的作者清人朱彭寿说，自己在内阁任职十八年。
农历庚寅年［清德宗（爱新觉罗·载湉）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五月，朱彭寿以举人的身份进入内阁，成为内阁中书。
到农历甲午年（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因为襄助校订平定回、苗叛乱的方略书完成，朱彭寿被给予议叙。
所谓议叙，按照清代的制度，在考核官吏以后，对成绩优良者给以议叙，以示奖励。议叙的方法有二，一是加级，二是纪录。另，由保举而任用之官，亦称为议叙，如议叙知县之类。
当时议叙的结果是，朱彭寿蒙恩以侍读身份供职，可遇缺即补，并被赏加四品官衔。
等到农历乙未年（光绪二十一年公元1895年）会试中式时，朱彭寿（海盐人）正好回南方省亲，所以，就没有参加当时的殿试。
农历戊戌年（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朱彭寿补应殿试。殿试后，他向上呈请，仍归侍读原班任职。这一科的殿试，朱彭寿的成绩为二甲第十一名。
就是因为朱彭寿之前的内阁中书、侍读身份，所以，戊戌年殿试发榜后，很多人为朱彭寿此次殿试没有获取鼎甲之状元、榜眼、探花而惋惜。
当然，这种惋惜，一是惋惜朱彭寿没有获取殿试鼎甲；二是惋惜朱彭寿没有直接参加殿试、而是补应殿试。
按照清廷的惯例，凡是补应殿试的人员，会在其卷面上加盖一个“补”字的红戳。凡加盖“补”字红戳的试卷，在进呈皇帝时，按例是不能列在前十名试卷之中的，这就排除了补应殿试者成为鼎甲的可能。
这里，就把清代自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公元1723年～公元1735年）朝以来历科得鼎甲及传胪者中那些曾经任中书或各部小京官者（当登第时，小京官多有已转主事者，此从其初言之），汇记于此，以见殿试鼎甲及传胪的情况。
五、清世宗雍正朝以来历科殿试鼎甲之中书、各部小京官大体情况
清世宗雍正癸丑科（雍正十一年·公元1733年）：榜眼田志勤（考取中书）。
清高宗乾隆丙辰科（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状元金德瑛（考取中书）；
丁巳科（乾隆二年公元1737年）：榜眼林枝春（考取中书）；
己未科（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榜眼涂逢震（考取中书）；探花秦勇均（考取中书）；
壬戌科（乾隆七年公元1742年）：探花汤大绅（考取中书）；
乙丑科（乾隆十年公元1745年）：状元钱维城（考取中书）、探花王际华（考取中书）；
戊辰科（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状元梁国治（考取中书）；
壬申科（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探花卢文弨（考取中书）；
甲戌科（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状元庄培因（考取中书）、探花倪承宽（考取中书）；
丁丑科（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榜眼梅立本（中书）；
庚辰科（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状元毕沅（中书）、榜眼诸重光（考取中书）；
辛巳科（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榜眼胡高望（中书）、探花赵翼（中书）、传胪蒋雍植（召试中书）；
癸未科（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榜眼沈初（召试中书）、探花韦谦恒（召试中书）；
丙戌科（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传胪陆费墀（召试中书）；
辛卯科（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状元黄轩（中书）；
壬辰科（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状元金榜（召试中书）；
乙未科（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状元吴锡龄（中书）、榜眼汪镛（中书）、探花沈清藻（中书）；
戊戌科（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状元戴衢亨（召试中书）、探花孙希旦（中书）、传胪邵自昌（考取中书）；
庚子科（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传胪关槐（召试中书）；
辛丑科（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探花汪学金（中书）；
丁未科（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787年）：探花董教增（召试中书）。
清仁宗嘉庆己未科（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状元姚文田（召试中书）；
乙丑科（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探花何凌汉（拔贡小京官）；
甲戌科（嘉庆十九年公元1814年）：状元龙汝言（召试中书）、传胪裘元善（中书）；
丁丑科（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状元吴其浚（中书）；
庚辰科（嘉庆二十五年公元1820年）：榜眼许乃普（拔贡小京官）。
清宣宗道光壬午科（道光二年·公元1822年）：传胪陈嘉树（中书）；
丙戌科（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状元朱昌颐（拔贡小京官）；
壬辰科（道光十二年公元1832年）：传胪赵德潾（中书）；
辛丑科（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状元龙启瑞（考取中书）；
乙巳科（道光二十五年公元1845年）：探花吴福年（考取中书）；
丁未科（道光二十七年公元1847年）：状元张之万（拔贡小京官）；榜眼袁续懋（考取中书）。
清文宗咸丰癸丑科（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传胪黄钰（拔贡小京官）；
丙辰科（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状元翁同龢（拔贡小京官）；榜眼孙毓汶（考取中书）；
己未科（咸丰九年公元1859年）：榜眼孙念祖（考取中书）。
清穆宗同治癸亥科（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榜眼龚承钧（拔贡小京官）；
乙丑科（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榜眼于建章（拔贡小京官）；
戊辰科（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探花王文在（拔贡小京官）；
甲戌科（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探花黄贻楫（中书）。
清德宗光绪丙子科（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状元曹鸿勋（拔贡小京官）、榜眼王赓荣（拔贡小京官）、传胪吴树梅（考取中书）；
丁丑科（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状元王仁堪（考取中书）、榜眼余联沅（中书）、探花朱赓飏（拔贡小京官）；
庚辰科（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状元黄思永（拔贡小京官）、传胪戴彬元（贡小京官）；
庚寅科（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状元吴鲁（拔贡小京官），榜眼文廷式（考取中书）；
壬辰科（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状元刘福姚（考取中书）、探花陈伯陶（考取中书）；
甲午科（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传胪吴筠孙（考取中书）；
甲辰科（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榜眼朱汝珍（拔贡小京官）、传胪张启后（拔贡小京官）。
本文四、五两部分，依照清人朱彭寿《安乐康平室随笔》卷二中的一节写成。
（全文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