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候在复旦校门口的身影

几十年过去了,可那候在复旦校门口的身影,依然那么醒目。

那候在复旦校门口的身影

1959年,我从复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课余写了几篇文章在解放日报《朝花》副刊发表,不料引起编辑张友济先生的关注。他打电话说要来看我,约定第二天上午我课后在复旦校门口见面。第二天下课后我赶到校门口时友济先生已经等在那里了。那时我初出茅庐,乍一见到报社的大编辑不免有些惴惴,友济先生却一下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你这么年轻,真是后生可畏呀!”他时当中年,瘦瘦的身材,黑黑的皮肤,眼镜后面的双目却炯炯有神。他和我在校园里边走边谈,问了我一些情况,对我那几篇稿件发表了一些意见,勉励我结合教学中的问题和社会文艺的状况,多写点文章,促进新文艺的发展。临别时,他握住我的双手,大声说:“好好干!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望着他那渐渐远去的身影,心中充满感动和力量。

过了不久,友济先生瘦削的身影又出现在复旦校门口。这次他是来向我约稿的。当时为了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艺发展,报社要组织一些文章,友济先生就来找了我。他向我介绍了当时文艺界的情况,给我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鼓励我畅所欲言,大胆发表意见。我听着他的谆谆教诲,真像上了一堂课。“我等着你的来稿!”他又有力地握了握我的手,然后匆匆而去。

我第三次和友济先生在校门口会面,是在春天的一个上午。报社要开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他来邀请我参加并和我商量发言的事。他谈起文艺队伍的建设问题,说到有些文艺青年“才”是有一点的,但“德”却不怎么样,脑子里想个人名利多,想国家社会少,这怎么能适应社会主义文艺的要求呢!我接口说:“看来得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文艺队伍。”他拍拍我的肩膀:“是这样,这次开会就想议论这个问题。你好好准备准备,谈谈这方面的体会。”说完了,他又准备走了。几次见面,来去匆匆,这回我无论如何要请他吃了饭再走,于是拉他去学校附近的来喜饭店午餐。饭后我连称怠慢怠慢,友济先生微笑着说:“回锅肉和麻婆豆腐都不错,是四川味道。”然后停顿一下,“我等着听你的发言”,丢下这句话,就匆匆走了。

一个资深的大编辑,对一个刚刚提笔的青年作者,主动、热情、不惮劳烦地一再关注,这对我个人来说,是极大的幸事。我刚刚涉足文坛,便遇见这样的良师益友,遇见这样的引路人,对我后来的成长发展发生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倘从编辑和作者的关系来看,这表现了新时代新社会的一种新风尚。两者没有私利的考量,没有庸俗的交易,秉持共同的社会责任,怀抱共同的理想,因而相待以诚,相濡以沫,这种风尚推衍开去,则国家幸甚,社会幸甚!

不管多少年过去,张友济先生那候在复旦校门口的高大身影,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里。(吴欢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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