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的文人墨客，以笔为剑意气风发，可是，谁曾想到这柄剑是双刃剑，往往会给自己招致杀身之祸。
“康雍乾”三代皇帝治国有方，至今，仍被现代人赞颂，可是，这段时期真的是百业俱兴歌舞升平吗？由于，文人之笔太过尖锐危险，满清统治者为了让政权稳固，不惜兴起“文字狱”，这也让这段满清巅峰统治成了文人的噩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康乾盛世”中文人过着怎样提心吊胆的生活。
自西汉杨恽因《报孙会宗书》中之文字触怒汉宣帝而遭腰斩以后，“文字狱”在历朝时有发生，以清朝最为严重，其中，又以乾隆年间尤烈，中国史学家顾颉刚认为：“清代三百年，文献不存，文字狱祸尚有可以考见者乎？曰：有之，然其严酷莫甚于清初。”
满清入关之际，深知气节之恐怖，不惜让汉人做出“头”与“发”的选择，无数有思想有骨气的汉人死于这场屠杀。此后，努尔哈赤的继承人们开始致力于改写对自己不利的历史、修撰不符合统治的志书，康熙、乾隆对此付诸大量心血。对于参与修撰志书的官员，皇帝一律对其进行严格的定期甄选、审核，主持修撰的大臣无不是明确朝廷政治方针的官员。
并且，在志书修撰完毕后，还需交由皇帝再审一遍，待皇帝满意后定稿。据说，康、雍、乾三位皇帝对志书的原稿审查甚严，甚至，到了逐字斟酌的地步。
乾隆四十七年初，修撰志书的官员将新修的“一统志”呈至乾隆手中，乾隆仔细翻看后，发现，志书中并没有记载当朝官员张照。
由于对政治的特殊需求，乾隆特别批示在志书中加入其名：“在呈上的志书中原本因为张照曾经在处理苗疆事务一事中获罪，在狱中又写了一首语气激愤的诗，所以，并未被记载进志书中。但是，张照其人文才出众，笔法不弱于他的同乡董其昌，不应该让这样的文人消失在志书中，所以，特批这次的一统志中将张照生平轶事全部录入。”
那么，乾隆为何会给张照如此特权？实际上，是因为张照平日里与鄂尔泰的关系恶劣，而鄂尔泰正是朝廷打压的权臣之一，所以，说张照“文才出众”不过是个幌子，乾隆只是赞许其在政治上站队明确罢了。
此外，清朝志书中，但凡涉及到前朝人物，修撰的时候一律严上加严。可以说，清朝时期的文字狱是空前绝后的，而且，随着统治的稳固而加深，越是统治稳定的时期，文字狱就越是登峰造极，至乾隆时期，已是无以附加的强化，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因此而扭曲变形。
所有地方官在记录地方通志的时候必须考证朝廷修撰的《明史》，不能有一点出格的地方，否则，就会惹来杀身之祸。虽说，在修撰地方志书的时候官员们都仔细谨慎，可是，随着“文字狱”的兴起，总有被朝廷抓到小辫子的时候。
乾隆二十六年，武宁县有人检举原朝廷刑部主事余腾蛟（已被撤职），说：他在修撰地方志书的时候，引了一处嘲讽的诗句。虽说，这件事最终并未查出个所以然来，但是，江西巡抚仍一口咬死说余腾蛟这个人不论当官还是赋闲在家始终不安分，还搬出一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泼了余腾蛟一身脏水。
后来，查明真相后，江西巡抚不忘继续为难余腾蛟，最终，实在查不出真凭实据才就此作罢。一个地方官尚且如此揪住文字之事不放，可见，朝廷对这种事多么在乎。幸亏余腾蛟严谨，并未留下让人诟病的只字片语，否则，轻则抄家下狱，重则脑袋不保。
“文字狱”兴起之时，朝廷靠着底下官员相互监管和举报揪出“不法之徒”。自古以来，但凡涉及到“举报”和“监督”的官场活动，往往少不了污蔑和栽赃，所以，不论官场上的官员还是民间的文人都深受其害。
乾隆四十六年，海澄县一普通百姓检举当地县令叶廷推在修撰当地志书时，引用了一处石碑记载的诗句，这段诗句语气狂傲不羁。原来，举报人与当地县令有世仇，始终伺机整治仇敌，朝廷“文字狱”的兴起正好给了他扳倒仇人的机会。后来，朝廷派福建巡抚彻查此事，虽说，当地县令并未引用什么过分的诗句，但是，巡抚最终还是以年号为由痛批了海澄县令一顿。
并且，清代禁书真是五花八门，令人有望洋兴叹，叹为观止的感慨。凡是涉及思想，历史，政治，以及民族问题的书籍被禁被毁，当然也在意料之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量纯粹的科学，技术，经济方面的书籍也赫然在目，实在不知道统治者打的究竟是什么算盘了。
嘉庆时期的学者王芑孙后来说道：“自打朝廷开设了四库馆，平日里少见的书籍逐渐增多，然而，对于书籍的避讳也越来越多，朝廷中经常发生官员互相挑文字泼脏水的事件。读书人每个都对此深感不安，不论天文地理、兵法数术之类的书，为了避免招之祸端，往往不管是否触犯朝廷书禁，统统付之一炬。”
按照鲁迅的说法，“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 。顺治帝施文字狱7次，康熙帝施文字狱20多次，雍正帝施文字狱20多次，乾隆帝施文字狱130多次。虽说，“文字狱”逐渐让全国的文人收拢了嘴巴，但是，却并不能阻止海外鞑虏觊觎中原。半个世纪后，英国人的大炮敲开了中国国门，也将满清统治者们引以为豪的“文字狱”变得越来越愚蠢。
参考资料：
『《清朝的“文字狱”》、《皇权专制与文字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