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缺什么,我们缺对时代的关切,对国家发展命运的思考,对改变这个社会的责任。
如今我们的GDP已经全球第二,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认为我说的不对,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怎么可能创新不够,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20名开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我在海外的时候,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我会拼命去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晚宴时,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他很不屑一顾,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你们在哪儿?”
但他回敬了一句,让我说不出话。他说:“施教授,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并安全回来。”
在国内,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因为我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怎么发展,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首先我想讲,大学是核心。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就业只是一个出口,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清华70%至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好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我认为出了大问题。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
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输送螺丝钉,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不能混淆。
学不以致用。你们没听错,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可以不用去上。
其实在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的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你都是无法预测的,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大学多样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
但我想问一句,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
我认为是后者。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转化不出来,不是缺乏转化,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
我就是个例子。我十四五年前,有个简单的、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主动来找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在看,在听,他们非常敏感,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
术业有专攻,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懂一点教育,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办公司、当总裁,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一边还要管金融。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Joseph Leonard Goldstein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获得1985年的诺贝尔奖获。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包括辉瑞,现在非常富有,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抨击特别强调转化。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如何能转化。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转化是水到渠成的,当研究成果有了,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不需要拔苗助长。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很有意思。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同样有这个问题。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做少数,就是有争议。
三年前,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后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他给我举了原以色列总理Shimon Peres的例子,说他小学的时候,每天回家他的以色列母亲只问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
第二个你今天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
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其实我很乐观,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尤其是过去两年,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