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至1937年，南京有一个由德国顾问训练的德式装备军队——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是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精锐，是复兴社控制的基本实力，人们称为蒋介石的“御林军”。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作为训练“国防军”的试验部队，参加抗日不久，被打得落花流水。我任该部军需职务五年，今回忆叙述，提供史料。
教导总队的缘起
我国军事制度与作战技术自北洋陆军至蒋介石统率的国民革命军，一贯模仿日本，凡各兵种的操典、军事学的教程，无一不是翻译日本军事典范，依样订立，练成的军队与日军大同小异。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效仿希特勒，实行独裁统治，奠都南京后，编遣军队，排除异己，意图变更军制，淘汰旧存势力，重新编练军队。
当时聘有德国军事顾问，每星期在三元巷总司令部内讲述德国军事，高级将领均须出席。何应钦任军政部部长兼训练总监，派冯轶裴在南京马标成立陆军教导队。由德国顾问教练德国操，实地操演试验。那时高中级干部有吴涵、白兆琮、李家鼎、杨文琮等。下级干部由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调充。招收一批高小文化的学兵备充军士。
记得当时教练，初与日本式有区别的只是：连纵队四列改为三列，一线散兵壕改为各个散兵坑。有自动步枪、榴弹炮等德造兵器训练。后来扩编为教导第一师（师长冯轶裴），教导第二师（师长张治中），参加蒋、冯、阎中原大战后，改为国民政府警卫军第一、二师。冯轶裴于1930年病死。又改编为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曾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
蒋介石派桂永清、徐培根、邱清泉等先后赴德学习，又在军官学校内设留德预备班，补习德文。连年内战，宁粤分裂，一二八事变，对共产党“围剿”，蒋介石的军事改制行动，停顿了一个时期。九一八事变后，桂永清、徐培根回国，在军官学校任队职，军事改制又有了新的酝酿。1932年秋，桂永清任军官训练班主任，全部学员由部队选送现职下级干部来班学习，教练德式操课，六个月毕业，留用一百余人，准备成立新的部队，以后这批留用人员都成了教导总队的骨干分子。
教导总队的编成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原有一个教导总队（总队长张履和），为校内练习队性质，兵力相当于一个步兵团。1933年夏，桂永清继任总队长，接收改编，裁汰老弱，编为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一营。周振强为团长，张文心为营长。队号仍沿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教育训练经费、人事则完全独立，不属军官学校建制，不再是校内一个练习部队，编制相当于一个混成旅。
初时设总队部于南京小营，以张坤生为总队附，招高小文化学兵成立军士营。胡启儒为营长，李西开为第一连连长，李昌龄为第二连连长，睢友兰为第三连连长，钟宝胜为第四连连长，丘之纪为第五连连长，重兵器连连长均系中校级。因小营营房窄小，于1933年冬移驻南京中山门孝陵卫营房。先后成立工兵连（连长徐秉清）、通信连（连长杨仲文）、骑兵连（连长邓坤元），每连都是招收学兵，作军士训练。成立自动车（汽车）队，有道奇十轮大卡车十二辆、摩托车八辆，挑选学兵训练驾驶技术。
1934年夏，桂永清接任七十八师师长。因部队原属十九路军，桂永清接任后，秉承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意旨，将广东籍官兵完全遣散，其余士兵编为教导总队第一团第二、三营。钟宝胜、马威龙分任营长。军士营学兵训练期满结业后，成立第二团。胡启儒为团长，李西开、秦士铨、张炳东分任营长。又选送一批下级军官及军士赴防空学校学习高射武器，续办军士营，王功亮为营长。设军官队，谢辅世为队长。此时，国民党试行征兵，所以在1934年至1935年教导总队内幼兵特别多。先行征兵之河南、安徽的兵，到1934年冬第二团才满额编成。
教导总队步兵团编制，每团辖十六个连，每连各辖四个排。其中四、八、十二连为重机关枪连，各有马克沁重机枪六挺；营直属迫击炮排，各有八一迫击炮两门。团直属的十三连，为两公分小高射炮，有苏洛通炮六门；十四连为战车防御炮连，有四二炮四门；十五连为榴弹炮连，有七五榴炮六门；十六连为通信连，除有线电外，另有五瓦特无线电台一个。步兵连辖三排，每排三班，每班正副班长及战斗兵共十六人，配捷克轻机枪一挺，共达一百七十五人。重机枪连及各炮兵连都有弹药班或弹药排，武器弹药，用兽力驮载。团本部有传令班和传骑班，每班各为士兵十二人，全团人员共两千八百余人，驮马二百余匹。桂永清又将骑兵扩编为三个连的骑兵队，队长王翰卿。
1934年秋，教导总队编有步兵两个团、骑兵三个连、工兵一连、通信兵一连、自动车队、军士营、特务连、军乐排、军医院等，初步成为一个各兵种混成的部队。蒋介石派唐生智督练，唐来队视察，曾在汤水镇作联合演习，对空对战车实弹射击，爆破，通信，都用实战动作，唐表示满意。1934年底，蒋介石至教导总队授旗，那一天，朱培德、陈调元、唐生智、张治中、贺耀组等随蒋至孝陵卫营房隆重举行仪式。阅兵完毕，授予步兵一、二团团旗及总队旗。分列式完毕，蒋介石很高兴，训话大意是：“自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以来，这是第一次授旗。”
总队部设参谋处主任温祖癱，设副官处，主任金声；设经理处，主任王汉英；设军医处，主任周致。军械初由经理处兼管，1936年改定编制，另设一处，主任蒋鸿钧，总队附改为副总队长，由第一团团长周振强升任，李昌龄升第一团团长，陈维沂为参谋长，扩编步兵第三团团长马威龙，炮兵营营长楼迪善，辎重营营长张裕。蒋介石的意旨是编练新国防军六十个师，以教导总队为模型，一面训练部队，一面修改编制，逐步改进，达到机械化。1938年汉口沦陷以后，蒋介石所统率的整理师，大致是根据教导总队1936年改定的编制而编配。
教导总队的教练
教导总队为蒋介石编练“国防军”的典型，维持独裁政权统治的工具。桂永清为复兴社中央干事兼训练处长。训练这支部队的教育方法，主要的是：模仿纳粹党军的训练方式，订立严酷教条，练成外表整齐，内容死板，呆如木石，毫无生气的集体。盲目服从个人，徒知拥护唯一领袖蒋介石；倡言党外无党，排斥一切非蒋系组织。
当成立不久，移驻孝陵卫后，桂永清率全体官兵赴孙中山陵园谒陵，宣誓恪遵总理遗嘱，服从统帅，铲除革命障碍，复兴民族，宣誓完毕，在陵前对官兵作冗长训话，大意是说：“军事可以左右政略，军人代表民族精神，希特勒在欧洲大战时，不过是德军中一个中士班长，十年生聚，能使国家再跻强盛……本总队移驻孝陵卫后，有了固定营房，要加紧训练，完成领袖所交付的任务……”编有一本《军人魂》小册子，发给官兵阅读，首页是桂永清写的，用照相版影印的亲笔，全文是：“士先立志，知以个人百年必死之身，创民族万代永生之业，斯为智者，斯为仁者，斯为勇者。”
卷尾印有几首歌曲，由桂永清作词，军校音乐教官杜庭修作曲，朝夕教官兵歌唱的，我记得有：《当兵好》后改为《从军好》，歌词大意是：“铁的纪律真需要，国家以我强，主权以我保，冲锋陷阵，斩将搴旗马蹄骄，民族精神我代表……”《领袖歌》的歌词是：“大哉中华，代出贤能，蒋公中正，今日救星，我们跟他前进，前进，复兴，复兴。”由以上的歌词，可概括表达桂永清的思想。
1934年夏，制成一批形似刺刀的短剑，发给官长佩带，剑柄刻蒋中正赠，剑刃刻有“成功成仁”四字。某次纪念周完毕，桂永清代表蒋介石授勋，讲了一些不成功即成仁的大道理。后来蒋属军事机关学校及部队，多仿制短剑佩带，形成一时风气，溯源是由教导总队起始。
每次纪念周，桂永清必作冗长的精神讲话，且请了一些所谓名人来队讲演，有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复兴社高干邓文仪，有经济理论家肖铮，有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
总队部编有《铁骑报》，为士兵读物。官长限阅《中央日报》、《扫荡报》、《黄埔日刊》及总理遗教、领袖言论，别的政治书报，均禁阅读。办公室及官长卧室内，张贴一幅影印蒋介石写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既张，国及复兴”或“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作为座右铭。桂永清常派随从副官龙家宝密查官兵言论，如有不当的，即被处罚。记得有一个吴某，谈话被认为失检，罚禁足两星期，抄写“军人魂”一遍。因此，大家对于政治性的语言，不随便谈。
队内有复兴社分社组织，每星期在团长室秘密开会一次，参加的尽是军官。学校和军队，都设有政治部或政训处，唯教导总队内无此机构。军事训练甚为严格，尤以新兵入伍，制式教练，要求极苛，开始教的不动姿势（立正）就要求练成像石头人一样。齐步（常步）速度每分钟达到八十步（日式为七十五步）。进度太快，训练过于紧张。打骂教育，普遍使用，官兵之间，毫无感情，部分体质较弱及未成年的幼兵，受不了这样的苦，多有无可奈何地逃走，抓回的逃兵，每由营连长集合队伍，惩一儆百，将逃兵毒打，因此欲逃不能忍受的，迫而自杀。
曾发生一个新兵用步枪对准咽喉，脚踏扳机，实弹自杀身死事件。入伍基本训练完成后，开始实弹射击，野外演习，沙盘教育，防空防毒，与急行军等教练，徒步行军，背负过重。模仿德军，听从德国顾问的建议，每天在操场与野外，都有德国顾问在场训导，经常在队担任训练的有包尔、石梅灵、施太拉等八人。总顾问极少来队，顾问对训练事项，有直接向部队长提备忘录指正之权，部队长必须依照实行。
除普通的器械、体操、铁杠、木马、天桥、浪木等为军事训练的辅助课程之外，由张之江介绍一批国术体育师范学校学生教授国术，如打拳、举石担、石锁、劈大刀、耍棍、耍红缨枪等，虽在操课以外的时间学习，然而颇有江湖卖艺风味。桂永清为装饰门面，规定每团必须有一个连，全连士兵整齐熟练，遇有参观者来队，每指定表演。
当时国民政府的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以踢毽子、放风筝、赶马车、唱京戏娱乐闻名，借口提倡体育，组织首都骑射会。桂永清为投其所好，便于亲近之计，在营房北面修了一个体育场，有四百公尺长跑道，有篮球场、足球场、障碍跳远场、手榴弹投掷场、游泳池等，与褚联系，介绍大批干部加入骑射会，为复兴社的外围，吸收社员，且利用褚民谊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关系，举行一次军中运动会和首都骑射比赛会，炫耀教导总队体育训练的成绩。
唐生智来队督导，桂永清敬而远之，但为换取唐对蒋介石的美言汇报，采取吹吹拍拍的态度。一方面向总队官兵表示他对领袖的忠诚；一方面向唐伪装恭顺，两面奉承。团长胡启儒作传达报告说：“唐主任（唐任军事委员会第一厅主任）的历史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对领袖的服从，反复不定。现在领袖派他来督导，我们只能恭敬地对他，如果他问总队内部的事情，只答不清楚，更不要私人与他往来。”这充分说明了桂永清对唐生智的态度。
蒋介石常来总队视察，一次蒋下车后，直趋马厩，发现不洁净，大发雷霆。以后，在北营门装置警铃红灯，直通总队部及两个团部，如蒋介石来队，由值班岗卫兵按铃，内部得了警报，立即准备。从此蒋介石没有再发现缺点。1935年，在句容汤山一带举行秋季大演习，西军以教导总队为主力，蒋介石誉为第一次大演习。曾制发纪念章，纪念盛事。为讨好蒋介石，教导总队挑选精壮官兵充实侍卫队。经选浙江籍军官林厚凑、宋道厚、徐子文率浙江籍士兵八十余人前往，又派钟鼐到侍从室任副官，李泽钊任书记官。此时，桂永清更进一步得到蒋介石之信任。
1937年暑假，南京学生集训，派桂永清兼任，在教导总队内举行。凡属有关军制改革或新兴事项，都必须首先交教导总队实验。在国外学习军事的回国人员，必被指定在教导总队服务。去国外考察军事回国的将军，必被派到教导总队参观。例如在法国学骑兵的廖耀湘、在英国学步兵的封成林、在德国学炮兵的楼迪善、学工兵的杨厚彩、学步兵的肖劲、在比国学兵器的金作镜、在奥国学步兵的金作鼎、在英国学机械兵的董嘉禾等十余人，都被派在教导总队服务。除在德国学习的为桂永清所器重，先任队职外，其他则任闲员。来京的将领或观光的团体，蒋介石都指定到教导总队参观，因此，桂永清非常得意。
教导总队的训练对军佐（军需军医）、军属（书记司书）及从役士兵（文书军械司号炊事饲养等）均集中训练。团部由上尉副官，营部由副官，各连由特务长担任教练员，除制式动作不苛求外，每人都要能射击步枪或驳壳枪，战时即由上述教练人员指挥参加战斗。当时，一般部队都将佐属人员与杂役士兵列为非战斗员，缺少训练，战时没有专人指挥。最易动摇紊乱，更无参加战斗能力。经过组织训练，人人成为战斗员，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
由于教导总队的声名远扬，待遇优厚，黄埔系高级军官也不免嫉妒，他们同桂永清暗斗。至于当时握权的军事大员如何应钦、朱培德、陈调元、顾祝同、贺耀组等都存有陈旧的军事观念，对于桂永清、彭孟缉等少壮军人打出军事改制的大旗，只有陈诚支持，元老们都不积极。
教导总队的养育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的军政各费都实行折扣发给，军费有所谓国难饷章。对教导总队，蒋介石特许实足发给，薪饷定为：少将三百二十元，上校二百四十元，中校一百七十元，少校一百三十五元，上尉八十元，中尉六十元，少尉四十二元，准尉三十二元，上士二十元，中士十六元，下士十四元，上等兵十二元，一等兵十元五角元，二等兵十元，按月发给不欠，在当时是特别优厚的。所以能吸引人来，也能笼络人。凡属初来人员都要降低一级，例如少校降为上尉（国难饷章少校月薪八十元）。这个薪饷定额，维持至抗战开始，才改为与其他部队一致。
其他生活事项，分别叙述如下：
甲、被服。我国军服，均采用灰色，唯有教导师及警卫军改为草绿色，以后警卫军改编，仍与各部队一致用灰色。教导总队成立，改为草黄色。冬季在营房操练、值勤所穿棉军服、棉大衣仍为灰色，呢军服、呢大衣则为草黄色。除按一般品种给予的被服外，较其他部队增给的有：夏季有斜纹布军服一套，运动服两套，草席一床；冬季有呢军服一套，呢大衣一件，单人棉被一床，胶底布鞋一双，布袜两双。另有黄色翻牛皮制长统皮鞋一双，铜教字环，宽五公分皮腰带一条，帆布两用雨衣一件。军服之第一个纽扣（即在领下的纽扣）用赛璐珞制成蒋介石像，名曰“领袖扣”。装具特给有钢盔、防毒面具、牛皮制背包，其余品种与一般部队同。
乙、粮秣。士兵粮食采粮饷合一制，每月在饷项内划六元为伙食费；由各炊事单位就地购买主副食品。以大米为主食，每日三餐，早餐为稀饭，午晚餐各为干饭。米由复兴社的经济组织——厚生合作社趸售。副食品则在商场零售。按当时物价，每月约为五元。马秣为每马每月麦麸八斤，料豆两斤，每日干草十斤。
丙、营舍。孝陵卫营房原系按驻两个步兵团设计建筑。每团一线排列十四栋兵舍，每栋适合一个连驻，每四栋中建有小型营舍一栋，为营部驻房。前面为大操场。当中另一独立房屋则为团部。因教导总队编制不同，团直属连多，十四栋兵舍，不够驻扎，添建适合团直属各炮兵连兵舍三栋。东面为总队部驻房，后添建骑兵、工兵、通信兵、汽车队营房。在教导总队逐年扩编的情况下，营房不断增建。
1936年添建的修械所及炮兵营房，七七事变时，尚未完成，南京沦陷前夕，自行放火，全部新旧营房均付之一炬。营房内原有四个大型机器抽水井；1935年装自来水，有洗澡池塘。营房兵舍旁边为被服库、弹药库、马厩，周围筑有高墙，四角各有瞭望哨楼。士兵卧室，装有纱窗、纱门，厨房、厕所各在每栋营房侧端独立建筑。第三团与军士营分驻在光华门外的通光营房。孝陵卫营房外，圈地三千余亩，除两操场外，尚有宽广的空地。
丁、娱乐。各连有京戏锣鼓及管弦乐器数件，象棋、军棋几副。团部屋顶装有播音喇叭，两操场内建有舞台，间或放军事电影。教导总队凡无逃兵单位，星期日下午放假，自由外出、游览；有逃兵单位则不放假，由值星官率领外出，不散队，或只许在营房内散步。因此士兵生活极为枯燥，情绪沉闷。
教导总队的作战
从教导总队编成至覆殁的整个时期，先后参加作战四次，按时间顺序分别叙述如下：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桂永清未奉命令，独断率教导总队一、二两团及总队直属部队渡江，由津浦铁路转陇海铁路西出潼关，紧急应变。据后来张治中在一次会上报告说：“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桂总队长来到我处，对我痛哭，说已令教导总队出发，他本人即率队去西安，营救委员长（指蒋介石），要我报告部长（指何应钦）。”当时驻在京沪线由我指挥的部队有三个师，本无须教导总队出发，但因教导队已渡江，才列入序列的。由此始知教导队向西安开进，最初是未奉命令的行为。
据我记忆，12月13日晚，紧急集合，团长胡启儒宣布奉总队长命令：“北平已与日军接触，本总队奉令紧急北上，我团为先头部队”。当时士气旺盛，以能参加抗战而欢跃，当晚步行至下关。渡过长江后，随即登车，加快开行。12月15日清晨，团部列车抵潼关，东北军驻潼一个粮秣仓库库长来见团长，自动将粮食交出，说昨晚还通过电话，刘多荃军在华县渭南一带等语，取面粉一百五十包，付给收处，其余留交后续部队，继续西进。不久，接前途列车由铁路电话报告，车过下营，铁路已断，东北军在赤水车站附近据守，团长令在下营车站附近下车，占领村庄，向西警戒。
东北军以赤水车站为据点，构有简单工事，正面挖壕引渭河水泛滥，拒止前进。对峙数日，后续部队源源西来，当时蒋介石还扣留在西安。南京讨伐派决定以后围攻。约是12月20日晚，第二团奉令攻击前进，南京坦克车队开来掩护攻击。当晚10时，开始战斗，仅二三小时，即告结束，占领赤水车站。东北军向西撤退，我军亦未追击。这一战斗共阵亡士兵十九名，其中两名还是坦克车掩护前进时，在步兵后面开炮打死的。初组坦克部队，有轻型坦克二十余车，编为龙队、虎队，以彭克定为队长，彭曾任教导总队自动车队长，此次率新型机械部队协同作战，原想有良好表现，显示坦克威力，岂知两方都没有协同作战的实际经验，联络不善，步兵前进时，弹落我方阵地，击毙两人。
12月下旬，蒋介石被释放，桂永清派副官主任刘达潜率军乐队到各村吹奏，鸣放大喊：“蒋委员长已脱险！”桂永清任第五纵队指挥官，指挥教导总队及三十六师继续西进，压东北军后撤，先头部队已过华县，三十六师入西安，担任警备，顾祝同到西安就绥靖主任职。东北军向大荔、朝邑方向撤退。1937年1月下旬，桂永清请国民党元老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写“民族复兴纪念石”七个字，他自己也写了“高山仰止”四个字，刻在临潼华清池后山石上，率教导总队回京。
这一次战斗行动，桂永清令用代号隐匿部队番号，不许明写队名。用刘邦的《大风歌》所讲“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作为部队代号用字。总队部代号为“大”，第一团代号为“大风”，第二团代号为“大起”，辎重营为“大归”，军医院为“大故”。经理处书记官周庆彝曾玩笑说：“以前的女人，被婆家退回娘家，叫做 ‘大归’；死了人叫做 ‘大故’，很不吉利。”
教导队第二次参战是八一三上海抗战。8月15日，日机轰炸南京，情势迫使蒋介石抵抗。总队长桂永清于4月随孔祥熙出国，任武官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未回。教导总队由副总队长周振强派第二团附炮兵营及两个小高射炮连随九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赴上海参战。8月23日，由南京尧化门乘火车出发，到达镇江、常州、无锡时，有很多学生拿开水、馒头登车慰劳，高唱救亡歌曲。部队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大家在车上蹦跳，掌声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声此起彼落，官兵们受到热烈鼓舞，意识到抗日的人受人爱戴。当车到唯亭，桥被炸毁，铁路不通，部队下车向上海大场前进，夜间炮声甚密，火光冲天，淞沪战斗剧烈。
教导队将进入阵地，民众团体携带大批慰劳品来慰问，接受了一些食物。炮兵营及配属的两个小高射炮连与团属各炮兵连陆续调走，仅余三个步兵营，由八十七师（师长王敬久）指挥，参加蕴藻浜战斗。此时江苏保安队两个团在蕴藻浜作战不利，八十七师侧背受威胁，教导总队第二团星夜驰援，进入阵地时，天已大明。日军正忙于工事，二团部队遂乘敌立足未稳，猛烈冲锋，在日军飞机低空狂炸、炮弹如雨的条件下，将渡水之敌歼灭，恢复阵地，使八十七师侧背解除威胁。但部队伤亡惨重，两天一夜，全团兵力损耗过半，奉令撤到福山、常熟，回南京整补。
8月15日，日军航空队轰炸南京，教导总队小高射炮连曾击伤敌机一架，摇摆逃走，被我空军击落，因此小高射炮受人重视。第二团回南京时，第一团、第三团及直属连队已出发松江作战，仅半月时间，也伤亡惨重，调回南京整补。这是教导总队第二次作战，如此告一段落。
桂永清回国时，教导总队已调回南京整补。蒋介石令扩编为三个步兵旅，以原第一、二、三团团长升任第一、二、三旅旅长。将原有的三个步兵团每旅分配一个团为基础，以秦士铨、李西开、睢友兰分任一、二、三团团长，成立二、四、六团，每旅分配一个团，以王化、刘子淑、肖劲分任团长。又成立工兵团，以杨厚采为团长。各新成立团都到江西接收征兵。上海失守，日军向南京进逼，各部加紧训练，在乌龙山、燕子矶一带加固工事。原三个团参战，伤亡很多，又因部队扩充，老兵多被调升军士，其余战斗兵或是初完成新兵教育的，或是入伍不久的，保卫南京时，战斗力极差。
12月上旬，教导总队一度奉命经安徽祁门一带撤至江西训练。忽奉令保卫南京，归首都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指挥。唐召集官长讲话，重述不动亭故事，勉励各人不动，将教导总队作战地境划在原驻地附近地形熟悉的汤水镇、沧波卫、孝陵卫、紫金山一带。桂永清令将营房及孝陵卫镇破坏，中山陵园林木及接近城墙的房屋树木在扫清射界口号下，放火烧光大片，以表示他的作战决心。
无锡、镇江相继失守，南京保卫战序幕揭开，仅江面一方因长江沉船阻塞航道，日舰不能溯江上驭。南京三面被围，敌占上海后，分路围攻南京，以松井石根大将指挥，来势勇猛，调集空军助战。12月初，城外各部队节节退入城内，只保有紫金山天文台、天保城一带高地，其余则据城防守。敌远射程重炮，对城内猛轰，以升起气球指示目标，城内落弹很多。
桂永清将指挥部移在富贵山大地下室内，第二旅部及三团、四团团部亦迁入地下室。富贵山地下室是南京最大的防空掩蔽部，在香林寺后面的富贵山下，形状略如铁路线上的大隧道，入口在城内打靶场一侧，出口则在城外，是一个凿通富贵山的大隧道，长约两公里，宽约六公尺，中部辟为宽大厅堂，隔成上下两层，几个房间，出入口各有两架鼓风机对内吹风换气，有照明设备，有储水池，有长途电话直通各地与防空哨所。过道及内部建筑，都是用极厚的钢筋混凝土筑成。山顶上厚约四五十市尺，树木浓荫，甚为坚固。蒋介石的最高统帅部曾设于此，日军重炮向此轰击，飞机狂炸，弹落山顶，地下室内仅听得微弱炸声。南京失守前八九天，桂永清就守在地下室内，指挥作战。
日军连日攻城，守军用沙包水泥，堵塞缺口，开放自来水龙头，接上水管，引水淋灌，使其潮湿，迅速凝结，随缺随堵，初时尚能挡住敌人，未被攻入。12月12日，敌军主力已到城外，攻势更猛，城南中华门、光华门友军战斗不利，敌主攻方向在中山门，教导总队阵地正当其冲。形势不利，战况紧张，许多官兵进入富贵山地下室，呈现混乱现象。他们都是由火线上退下，传说战况不一，旅长胡启儒来与桂永清谈话后，匆匆离去。我与团长李西开通电话，据他说死伤极大，很难支持，旅长已不知去向。他要我时时与总队指挥部联络。时已半夜，地下室很多的人向出口走去，似已有动摇模样。
为明了真相，我走往总队指挥部探问，参谋人员，面面相觑，都不答话。副总队长周振强已不见了，总队长桂永清忽左忽右，忽立忽坐，时而摇电话，时而发怒气，显现坐立不安、神经紧张形象。接电话后，一连说几声：“不好！不好！”他放下话机，更加紧张。我知道必是战况更不好。我退出总队指挥部，回到团部原位置，见只余几人，摇电话报告团长，已不通话，随着众人，出地下室，向下关走去，天明前到达江边。多处着火，枪炮声、爆炸声不绝，散兵拥挤，辎重抛弃满地，炮车、汽车堵塞街道，人人乱跑，呈现出无组织无纪律的混乱现象，到处都是人喊马叫。码头上没有泊船，趸船都挤满了人，见江中驶过船舶，胡乱放枪，大叫靠拢，秩序纷乱，达到极点，我往下游走去，希望别处不致如此紊乱，至煤炭港附近，见一群人簇拥一人而来，细看则是桂永清。
这时他已换着一身与士兵同样的灰棉军服，金光闪烁的中将领章和左襟上红蓝花彩的勋表都不见了。由他的两个卫士左右扶着走，嘴里不时发出哼声，在江边停步，跟随的人越集越多。副官余易麟大声说：“总队长现在发了病，还要到别处去，大家不要跟着走。”众人多离开，我与副官李子杰向燕子矶方向走去，天明后两人同浮木柱，顺江流泊八卦洲，几天后渡到浦镇，突出了重围。
南京失守，乘木筏、小船或临时拼集门板家具，或泅渡长江的人，不计其数。教导总队在津浦铁路南段沿线收容，在开封集合，我与各突围渡江的朋友相见，都相对叹息，他们告诉我一些渡江突围的事和高级长官争吵的情况。
挹江门至下关，是三十六师作战地境，控制江面，限制渡过。桂永清于城破时派胡启儒往洽船只，准备率队突围，不料胡一去不返。战况紧张时，周振强先行离队。桂永清天明时安全渡过，到开封见面，互相争吵。胡启儒则说他到挹江门会见宋师长，交涉船舶。宋说：“教导总队兵多械好，待遇优厚，应与城共存亡。”因而没有交涉得船，同他们师部渡江。第四团团长刘子淑到开封，又指着胡启儒的鼻子大骂他不要长官，不要部下，个人先溜，不配做官！吵吵闹闹，非常可笑。
南京失守，教导总队在城内作战的六个步兵团、一个工兵团与直属部队，全军覆没。所有轻重武器弹药马匹车辆被服装具及五年积存的设备物品，全部遗弃，数量多得无法计算。人员，除第一团团长秦士铨于城破后渡江淹死、第二团团长谢承端死亡外，其他团长都安全渡过长江。营长级死亡的不过二三人，连、排长、士兵死伤很多。新补充来的征兵，初到南京还不辨方向，不会射击，即被驱作战，白白牺牲，遭受日军的集体屠杀。教导总队的第三次作战，随南京失守而告结束。
南京失守，部分干部和士兵突围渡江，总队部在津浦铁路南段沿线收容，到开封集合，共有一千余人。有的携带轻武器，有的赤手空拳，南京被围之前，曾将一批库存武器被服运往武昌，此时用作补充，正合需要。陆续逃出来归队的又有多人，奉令与原在江西训练的两个补充团开到湖南衡山整训。编为两旅四团及直属连队。以李昌龄、马威龙分任旅长，彭月翔、肖劲、王翰卿、邓文僖分任团长。接收征兵，补充训练，至1938年4月，开赴河南作战，桂永清任二十七军军长，指挥教导总队及其他两个师在兰封附近作战。
桂指挥不当，兰封失守，总司令薛岳大怒，桂永清为挽救战局，令教导总队猛夺兰封。马旅长在城墙下阵亡，官兵死伤枕藉，溃不成军。日军占领兰封，无法夺回，薛岳以桂贻误，将用军法惩办。经陈诚力保，免于惩办。南京失守仅余部分实力的教导总队，经过此一激烈战斗，剩余力量，已极微弱，教导总队名称不再存在。这支蒋介石的“御林军”、国防军的试验部队从此消灭，余部人员编为四十六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