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袁崇焕的忠奸之辩，数百年来一直都没有停息过。
本文不想再参与辩驳，毕竟，此前写过辩驳的东西太多了。
只想在此指出，以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明史》定稿刊刻为分水岭：《明史》诞生前，世人对袁崇焕贬多于褒；《明史》诞生后，世人对袁崇焕誉多于毁。
下面举几个例。
先说《明史》诞生前的明朝遗臣的作品。
《朱舜水集》如此痛斥袁崇焕：“贼臣杨镐、袁崇焕前后卖国，继丧辽阳、广宁，滋蔓难图。”
《爝火录》则将袁崇焕与南明大奸臣马士英相提并论，说：“此二人者（指袁崇焕与马士英），诞生一处，同为误国之臣。”
《国榷》对袁崇焕的评价也是相当不屑：“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
《明季北略》甚至把袁崇焕比成臭名昭著的奸臣秦桧，说：“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石匮书后集》认为袁崇焕比秦桧更加不堪，称：“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
接下来，我们看看《明史?袁崇焕传》对袁崇焕的评价，云：“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再看《明史》诞生后——主要是近代人的评价。
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盛赞：“若夫以一身之言动、进退、生死，关系国家之安危、民族之隆替者，于古未始有之。有之，则袁督师其人也。”
阎崇年《袁崇焕传》称：“袁崇焕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者。袁崇焕的仁与智，令人赞颂；勇与廉，令人敬佩。这种爱国精神，同他的浩然正气密切相连。袁崇焕留给后人熠熠永辉的思想、薪火永传的精髓，是‘正气’，就是‘浩然正气’……通俗地说，“浩然正气”就是正大刚直、合乎道义、充满天地、超越时空之气。”
金庸《袁崇焕评传》则赞：“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
看看，爱袁崇焕者，将之捧上天；恨袁崇焕者，则将之踩入地。
这些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对袁崇焕的深入研究，袁崇焕的形象又有所下降——有人说这是翻案，其实是还原——袁崇焕的历史地位先低后高，现在又开始降低，这是还原，不是翻案。
袁崇焕的身后名声、历史地位之所以升降、沉浮，其实和《明史?袁崇焕传》里提到的一个情节有密切关系。
这个情节就是：“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
即后来世人津津乐道的“皇太极巧施反间计杀袁崇焕”的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的描述与评论，柏杨《中国人史纲》里颇为生动传神，其文曰：最重要的一次入塞是第一次，由皇太极亲自率领，直抵北京城下，给骄傲自大的明政府带来最大的震恐。袁崇焕这时已擢升为辽东军区总司令（辽东督师），他得到消息，立刻统率五千骑兵向北京驰援，日夜不停的奔驰四百公里，到达北京时，人与马都疲惫不堪，但仍在广渠门（北京城门之一）外，击退后金兵团的攻势。可是北京那些勇于内斗的官员们并不感谢他，反而认为他应负不能阻挡敌人攻破长城的责任。而被攻陷的喜峰口（河北迁西北），却是属于另一个军区——蓟州军区。皇太极对这个屡次阻挠后金军事行动兼杀父之仇的袁崇焕，尤其恨入骨髓。一个小说上虚构的反间谍故事，移上真实的政治舞台。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运用“周瑜计赚蒋干”的方法，实施他的阴谋。这个阴谋中扮演蒋干角色的是两个被俘虏的明王朝宦官，他们在睡梦中隐约听到看守他们的后金卫士如下的耳语对话。一个问：“今天怎么忽然停战？”一个答：“我看见可汗骑马走向敌人阵地，有两个人迎上来相见，密谈了很久。大概袁崇焕有什么秘密信息，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两个宦官不久就自以为很幸运的逃出牢笼，回到北京，向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检告发。不但朱由检大大的震怒，几乎所有的官员都额手称庆叛徒的奸谋败露，使北京得免陷落。袁崇焕被捕，在舆论沸腾中，受到磔刑处死。过了十六年，后金汗国（那时已改称清帝国）攻占北京，公布这场公案的内幕，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嘲笑明王朝官员愚蠢如猪。
柏杨因此下结论：朱由检死亡前一直哀叹自己没有岳飞式的救世英雄，其实他有，就是袁崇焕，可惜被愚蠢和无知的他给杀害了。
可见，“皇太极巧施反间计杀袁崇焕”故事的真假，对袁崇焕身后名声至关重要。
那么，“皇太极巧施反间计杀袁崇焕”的故事最先出自哪儿呢？
应该是《满文老档》。其上记载为：“二十九日，遣杨太监往见崇祯帝。杨太监以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
此外，《清太宗实录》也记：“先是。获明太监二人。令副将高鸿中、参将鲍承先、宁完我、巴克什违海监守之。至是还兵。高鸿中、鲍承先遵上所授密计。坐近二太监。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乃上计也。顷见上单骑向敌。敌有二人来见上，语良久乃去。意袁巡抚有密约。此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听，悉记其言。庚戌，纵杨太监归。后闻杨太监将高鸿中、鲍承先之言详奏明主。明主遂执袁崇焕入城，磔之。”
这两段记载，粗粗一看，好象没什么问题。
但是，仔细一想，不对啊。
如果真是史实记录，那作为后金一方，只能记其施行反间计的过程，对于杨太监（或二太监）回去后，能不能见到皇帝、有没有向崇祯皇帝报告，只能是推测，不能全知全觉地写太监怎么向崇祯汇报，然后崇祯如何相信，再然后把袁崇焕“磔之”。
再者说了，后金方向实施反间计是在崇祯二年十二月，“磔”袁崇焕却是在崇祯三年八月，这轻描淡写的一句“详告明崇祯帝。遂执袁都堂，磔之”，就把长达八个月的时间跨度抹杀了，可见不是实时记录，而是事后诸葛亮式的推测。
也就是说，《满文老档》对这件事的记载时间不会早于崇祯三年九月。而后金实施反间计与袁崇焕被“磔”的二者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就很难确认了。
比如说，你憎恶某人，于是晚上点了柱香，向天祷告，让老天赶紧收了他。结果，某人第二天真的出车祸死了，那是否可以说，某人就是死在你的诅咒之下呢？
关于“反间计”的影子，《崇祯长编》也有记：“提督大坝马房太监杨春、王成德为大清兵所获，口称‘我是万岁爷养马的官儿，城中并无兵将亦无粮饷，昨日选了一千匹马去了，还有一二百废马。’次日，大清兵挑选百余匹用。大清兵将春等带至德胜门鲍姓等人看守，闻大清兵与满总兵战，得了马二百匹，生擒士将一员。次日各给书二封，一令春向德胜门投递，一令王成德向安定门投递，内言南朝万历时节屡次着王喇嘛讲和，总置不理，前些年袁崇焕杀了我们些人，我们恼恨得紧，又问毛文龙擒了台土兵，我们所以提兵到此，今要讲和要以黄河为界。”
可见真有两个太监，一叫杨春、一叫王成德的马房太监被后金擒获，并代为送信，但没有提到反间计，更没有向崇祯汇报、告密什么的。
那么，有一种可能，是后金实施了反间计，但被纵归的太监并没有见到崇祯，即这只是一条“烂尾反间计”——后金方面以为自己妙计成功了，实际上明朝方面根本就没出现这一笔。
也许，皇太极们根本就搞不清明朝内宫有多少太监，太监有多少个工作部门，那些工作部门的太监才有资格面见皇帝，在他们的头脑里，大明皇宫就是个村子，崇祯是村长，太监是村民，村民回到村里，就一定会见到村长，想得忒简单了。
还有，他们哪里会料到？崇祯上台，雷厉风行地铲除了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最恨阉人染指军政大事，岂会轻信两个替“万岁爷养马的官儿”的“弼马温”的话？！
如果崇祯真的有中了反间计，那么，在判定袁崇焕罪行时，肯定少不了“通敌叛国”这一条——支持反间计取得漂亮结果的《明史?袁崇焕传》的确有记“法司坐崇焕谋叛”——但《崇祯长编》里关于袁崇焕的罪名，只有：“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等种种罪恶，并没有“通敌叛国”这一条。
所以，后金实施反间计之事就算真有实施过，也是只有开头，没有结尾，不了了之。
再补充一下，李霨为范文程写的《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还特别为范文程丑表功，说向皇太极进献反间计的，就是范文程。其文为：“是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
但是，《满文老档》清清楚楚有记：“令参将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
《清太宗实录》也记：“令参将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统备御八员、兵八百人，留守遵化。”
《内秘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自己也记：“太宗自将临永平，留公守遵化。”
即后金入寇，攻陷了遵化，范文程和影俄尔岱、李思忠等人一同留守遵化，并没能跟到北京城下，那么说范文程在北京城下向皇太极献反间计是不可能的。
然而，比范文程墓志铭晚出二十多年，由黄宗羲为钱龙锡写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还是以讹传讹，不但写了献计之人是范文程，还详细写了献计过程：“己巳之冬，大安口失守，兵锋直指阙下，崇焕提援师至。先是，崇焕守宁远，大兵屡攻不得志，太祖患之，范相国文程时为京章。谓太祖曰：‘昔汉王用陈平之计，间楚君臣，使项羽卒疑范增而去楚，今独不可踵其故智乎？’太祖善之，使人掠得小阉数人，置之帐后，佯欲杀之。范相乃曰：‘袁督师既许献城，则此辈皆吾臣子，不必杀也。’阴纵之去，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崇焕战东便门，颇得利，然兵已疲甚，约束诸将不妄战，且请入城少憩，上大疑焉，复召对，缒城以入，下之诏狱。”
黄宗羲这段记载的错误和漏洞之多，让人不忍卒读。
其中一个最大的bug就是：范文程献计的对象竟然是“太祖”——努尔哈赤！
无语了，真的无语了。
还有，里面提到：“阉人得是语密闻于上，上颔之，而举朝不知也。”既然是“举朝不知”，那您黄宗羲又怎么得知了？这简直就是写演义小说的笔法，如何能教人信服？！
上面《满文老档》、《清太宗实录》提到，范文程留守遵化时的身份是“文馆”——这文馆是皇太极当政后，于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四月所设；而按《清史稿?职官四》所记，“章京”是天聪八年才出现的称呼，职衔高则为总兵，低则为备御，中间有副将、参将、游击，高下差别很大。
所以，“范相国时为章京”的叙述也是错误的。
由此可见，黄宗羲的《大学士机山钱公神道碑铭》所记，根本就是随心所欲的信笔乱记，缺乏作为史料证据的资格。而从其所记反间计一事来看，也可知世事以讹传讹、三人成虎的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