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战争中，西洋火炮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宁远之战中的红夷大炮
天启六年（1626年）的宁远之战，城头怒吼的西洋火炮发出天崩地裂的声响，努尔哈赤不会想到，明军还有这样威力强大的火器。冷兵器与热兵器的碰撞，结果无需怀疑，八旗兵甲胄再厚，巴牙喇再勇悍十倍，终究是肉体凡胎，八旗兵被轰得外焦里嫩，三天围攻，未能撼动孤城宁远，努尔哈赤的军事生涯，头一回遭遇重大挫折。
这是西洋火炮初次在大战中一展身手。
不久后，天启七年的宁锦之战，西洋大炮再次大显神威，帮助明军挫败了刚刚继任大汗，急欲立威的皇太极。
对这种进口杀器，明军称呼为“红夷大炮”，因为它虽然是从澳门的葡萄牙人手中购入，但却是荷兰人制造的，红夷正是当时明朝对荷兰人的称呼，相当贴切。
严格来说，红夷大炮应该是专指红夷——荷兰人铸造的铁炮，澳夷——葡萄牙人铸造的被称为西洋炮。不过此后葡萄牙人对明朝进行技术援助后，明朝有了仿制能力，把这些火炮统称为红夷大炮。
红夷大炮的由来，离不开一个人——徐光启。
在中学历史课本里，徐光启也有被提及，不过提到的是他在天文和数学方面的成就，其实在军事上，徐光启也有很大成就，最重要的，就是他主持了西洋火炮的引进。
红夷大炮的建议引进，是从萨尔浒之战后开始的。
徐光启是个军迷，尤其对火炮情有独钟。在冷热兵器混用，冷兵器为主的明末，火炮的重要性被严重低估，而在欧洲，自从英国最早生产出铸铁炮以来，荷兰、瑞典、葡萄牙等国家先后制造出了铸铁炮。
到了明朝万历晚期，铸铁炮成了欧洲海军的制式大炮，在海军强国的主力舰上，经常会配备100门以上的火炮。火炮已经成为欧洲战争中的核心武器。
英国伊丽莎白一世时期（1558-1603），英国就把火炮按用途分为16种，其中最大型的火炮口径6.5英寸，炮弹重达32磅（29斤），有效射程3.66里，最大射程12.8里。至于用于岸防的要塞炮，则更加惊人，发射的炮弹重达70-100磅。
明军同时期最大的大将军炮，也就相当于英军的轻型火炮。
明朝的火炮技术，在洪武年间并不落后于西方，不过长久以来朝廷对火炮技术的改革相当有限。虽然也有从葡萄牙传入的佛郎机炮，其最大的型号装药也只有一斤，铅子最重也只有一斤，射程百丈左右。根据佛郎机炮仿制的无敌大将军炮则是一种散弹炮，至于迅雷炮、虎蹲炮等，则都是轻型火炮。
这些火炮，在抗倭援朝战争里，在野战中用来打打日军还够用，面对坚固的城墙则力不能及，要搬到城头作为城防炮更是勉为其难。
万历年间，萨尔浒之战失败后，辽东经略熊廷弼曾自行制造了不少大型火器，京师也招募工匠仿制了“吕宋大铜炮”28门，其中七门被送到辽阳加强城防。
但在天启元年三月的辽沈之战中，明军自造火器包括吕宋大铜炮的表现差劲，屡屡发生炸膛，过热无法发射等窘况，无法抵挡后金军。
吕宋大铜炮是明朝官员自己招募工匠根据西洋炮仿制，也就是山寨版。山寨版的不可靠，让徐光启意识到靠自己仿造，技术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才能过关，后金军的威胁却迫在眉睫，只有通过购买进口大炮应急，同时招募外国技术人员指导，才可以循序渐进，既应对当下的威胁，又可以发展自己的技术。
于是，徐光启、李之藻等人上疏：“西洋大铳可以制奴，乞招香山澳夷，以资战守。”
得到同意后，即派人到葡萄牙占领的澳门购买大炮。天启元年五月和十二月，第一批4门大炮分两次运到北京，天启三年四月，又购买了英国东印度公司沉船上的26门舰炮，同时进京的还有葡萄牙的24名技师，教授明军大炮的运用和技术研发。
天启六年正月，宁远之战爆发，被运送到宁远城头的红夷大炮发挥了巨大作用，立下汗马功劳。
根据记载，当时宁远城头共有11门红夷大炮，轮流发射，威不可当，“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
《明史》：城内架西洋大炮十一门，从城上击，周而不停。
《明熹宗实录》：（宁远）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
要说明的是，红夷大炮其实是个统称，并不是只有一种型号，千斤以上的称为西洋一号炮，千斤以下称为西洋二号炮，还有500斤的中炮，320斤的小炮等型号，根据参数的不同，威力也不尽相同。己巳之变前后的红夷大炮
尝到甜头后，明朝又在天启七年九月购买红夷大炮2门和若干铁铳等火器。崇祯登基后，又购买火炮10门，还从澳门招募了20名教官。
这批大炮和教官于崇祯二年正月从澳门出发，先到广州与地方官接洽后，然后走水路北上，到了南京却因故被耽误了三个多月。
崇祯二年十月，炮队到达山东济宁，却传来后金军突入长城的消息。炮队昼夜兼程，于十二月初到达涿州后，又得到消息，良乡已被后金军攻破，炮队恐怕再往前进，没有可以据守的城池，于是在涿州布置了8门大炮登城据守。
皇太极却并没有往涿州来，他的目标还是北京。
此时明朝面临正统年间土木堡惨败后，瓦剌兵临城下时的选择，是靠留在北京的五门西洋大炮凭城据守，还是在城下列营出战。
最后，崇祯选择了让袁崇焕等在城外出战，后金军屡攻无功，最后退走。京师之围解除后，崇祯三年正月初三，这批长途跋涉的大炮，在路上走了近15个月，终于抵达了北京，被崇祯赐号为“神威大将军”。
北京解围，徐光启再次陈奏西洋大炮的重要性：
“臣窃见东事以来 , 可以克敌致胜者 , 独有神威大炮一器而已 , 一见于宁远之歼夷 , 再见于京都之固守 , 三见于涿州之阻截。”（徐光启：《西洋神器既见其益宜尽其用疏》）
不久，崇祯下旨，将葡萄牙教官留京任用，“精选将士习西洋点放法”。
到五六月间，第一批训练的100名明军炮手已经完成，教官开始分批训练炮手，每批100人。九月，徐光启和葡萄牙教官督造出了小炮，呈送崇祯，并得到赏赐“以示优异”。
此后，红夷大炮又在战场建功。
崇祯三年五月，明军在河北发动反击，进攻被后金占据的滦州。徐光启的弟子，登莱巡抚孙元华把手上的红夷大炮炮队配属给参将黄龙，由千总吴进胜管理。
在恢复滦州战役中，明军以红夷大炮为攻城武器，轰开城墙，击毁城楼，守城的固山额真纳穆泰等无法抵挡，连夜放弃滦州逃跑，途中又遭明军截杀，损失惨重，关内的后金军不敢再呆，逃回沈阳，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四城都被恢复，明军大获全胜。
获胜后，孙元化的奏疏中说道：“攻滦首功为黄龙营 , 龙营得力在西洋炮”。
崇祯四年六月，皮岛海战爆发，双方激战十余天，明军在东江总兵黄龙和副总兵张焘指挥下，用战船上的大炮猛烈轰击后金沿海防线，结果是后金军战败，“畏缩奔于八十里之外，不敢复近海岸”。
葡萄牙教官率领的炮队在六月十七日驾船以西洋大炮对抗后金军，赞画副总兵张焘奏称：“（炮队）计用神器十九次，约打死贼六七百官兵”。
韩云《守圉全书》：“公沙（葡萄牙教官）等在京者，后为登抚屌用，麻线馆之捷，击死奴酋七百余人。”
同时期的后金军，已经从数次失败中见识到了红夷大炮的威力。在数次战役中，后金也通过缴获、拾获等各种渠道，得到了一些或好或坏的红夷大炮。
从天聪五年（1632年）起，皇太极就下令归降的汉人佟养性按照缴获和拾获的红夷炮开始仿造，但由于技术匮乏，勉强仿造出来的大炮数量和质量都不过关，还在苦苦寻求解决之道。
转折发生在崇祯四年九月的吴桥兵变。
孔有德等率领的叛军于崇祯五年正月攻占登州，八月败于祖大弼的辽军。崇祯六年四月，孔有德、耿仲明等驾着百余艘船只，12000多名士兵和家属，无数火器弹药等从鸭绿江口镇江堡登陆投降后金，最关键的是，他们的船上还有数门红夷大炮。
《孔有德致书皇太极乞降手本》：“本帅现有甲兵数万，轻舟百馀，大炮、火器俱全。有此武器，更与明汗同心协力，水陆并进，势如破竹，天下又谁敢与汗为敌乎？”
皇太极听说孔有德来降，亲自到郊外十里外迎接，并给他以女真最隆重的礼节“报见礼”的待遇，可见他对这支降军的重视。
有了孔有德、耿仲明带来的红夷大炮和技术工匠，佟养性的工作突飞猛进，不久后，后金的设立了专门的炮兵部队“乌真超哈”，佟养性担任乌真超哈固山额真，也就是汉军都统。
徐光启费尽心力引进的西洋大炮技术，就这样被后金不费吹灰之力所得，由于红夷大炮中的“夷”字犯了清朝的忌讳，被改称为“红衣大炮”。
随后，骑射皆精又拥有红衣大炮的清军，入关之后成为近乎无敌的存在，在统一战争中难得一败。
许多原本难以攻克的坚城，比如李自成大军据守的潼关，史可法坚守的扬州等，在红衣大炮的攻击下都轻松攻克，汉军炮队成为了清军南征北战的重要助力。
虽然红衣大炮在中原战场所向披靡，但这种以舰炮为原型的笨重火炮在欧洲战场已经落伍。同时期的欧洲，被称为“北方雄狮”的古斯塔夫二世的瑞典军队中，团属火炮，也就是著名的军团炮已经普遍装备，瑞典军队里已发展出24磅、12磅、3磅的完整火炮体系，轻便简易火力却同样强大，团属3磅军团炮只需要两个人就可以操作。
动辄千斤的红夷大炮，比之欧洲已经落后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