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好奇心日报
原标题：现代德国的历史遗产和复杂多变记忆，如何进行对抗？
《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
内容简介
本书讲述的内容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年。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德国由众多独立的政体组成，而每一政体都有各自独特的历史。 1914 年以前的德国人或许会讲述的那些自己民族与国家的动人故事，早已被之后三十年的诸多事件摧毁了。或许德国的历史天生就是破碎的，但它包含了大量广泛共享的记忆、意识与经历，对它们中的一部分进行检视便是本书的目的。从十五世纪古腾堡发明的现代印刷术开始，作者选取了那些在新生的德国仍然能引起共鸣的对象与观念、人物与场所，比如德累斯顿的瓷器及其废墟中的碎石瓦砾、包豪斯的设计和德国香肠、查理大帝的皇冠及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营门，以此向我们展现它的集体想象。
作者简介
尼尔麦格雷戈，大英博物馆前馆长，伦敦古文物学会成员，英国著名艺术史学者。
1975 年至 1981 年，在英国雷丁大学教授艺术与建筑史； 1981 年至 1987 年，主编英语世界历史最悠久的美术及装饰艺术期刊《伯林顿杂志》； 1987 年至 2002 年，主持英国国家美术馆； 2002 年至 2015 年，任大英博物馆馆长，并于 2010 年获英国女王颁赠功绩勋章。
主要作品有《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大师之作的诞生》《莎士比亚的动荡世界》等。
书籍摘录
导言 纪念性建筑与记忆
德国的纪念性建筑与别国的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同。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造访巴黎、伦敦及慕尼黑的游客在这些城市中都可以见到一座宏伟的古罗马风格的凯旋门。 1792 年至 1815 年，欧洲爆发了一系列的战争，这些凯旋门便是各国为了纪念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而建。比如在伦敦的海德公园角，就有一座当年英国人为纪念威灵顿公爵而建的凯旋门。约一个世纪之后，拱门顶部又加装了一座巨型的驷马双轮战车塑像。这座凯旋门坐落于当时伦敦城西的边缘地带，不过正好面对着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威灵顿公爵于伦敦的居所。宏伟壮观的巴黎凯旋门则处于数条宽阔的林荫大道交会处的星形广场的中心。凯旋门上的浮雕展现了开赴疆场的将士。而林荫大道中有三条是用拿破仑对普鲁士及奥地利所取得的胜利战役命名的。
慕尼黑也有一座凯旋门，它建于 19 世纪 40 年代，用以纪念巴伐利亚在国内革命及拿破仑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与其参照的原型—罗马君士坦丁凯旋门相似，慕尼黑凯旋门的装饰也极为丰富。北面上部东西两侧饰有浮雕，顶部立有一尊铜制雕像，象征着巴伐利亚的胜利女神驾驭着四头雄狮牵引的战车，傲然面向北方—大多数胜利者的入城方向。在雕像正下方有一行文字 ：“Dem Bayrischen Heere”，意思是“献予巴伐利亚军队”。兴建此座凯旋门，正是为了向其功绩致敬。
至此，它都是完全合乎传统的。第一眼看上去，你或许会认为威灵顿凯旋门、巴黎凯旋门和慕尼黑凯旋门是以同样的方式表达着同样的内涵。但令慕尼黑凯旋门别有意趣的，是它的另一面。它述说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座凯旋门受损严重。然而，复原工作并没有试图去修复那些毁于轰炸中的经典雕饰细节。在其南面顶部，仅是一片空白的石壁。在这一片稍显突兀的空白下方，是一段文字 ：“Dem Sieg geweiht，vom Krieg zerstrt，zum Frieden mahnend”，意即“献予胜利，毁于战争，警示和平”。
伦敦与巴黎的凯旋门只回顾那些重大的胜利时刻。它们虽然有所选择却是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讲述着国家的胜利。而慕尼黑的凯旋门不仅夸耀着促成其兴建的荣光，也述说着它后来被摧毁的境遇。与另两座凯旋门不同，这座凯旋门最初用以庆贺的目的被一种涉及失败与罪责而令人极不舒适的警示削弱了。它在向世人宣示一条格言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如今在德国，历史功用最与众不同的特点，或许是它不仅清晰地陈述着历史的观点，更是毅然决然而深怀劝戒地为过往指明了前行的方向，就像这座凯旋门一样。
慕尼黑凯旋门
若说德国的纪念性建筑不同于其他国家，那是因为德国有着不一样的历史。几百年间，不列颠和法兰西两国均处于强大的中央权力的影响之下。所以，两国可以（或多或少地）用可信的方式来呈现单一民族国家的历史。而德国的政治版图长期处于松散的状态，并分化为众多独立自治的邦国。这使得其历史进程不可能与英法相似。因此，德国的大部分历史所讲述的并不是单一民族国家的故事。神圣罗马帝国曾经覆盖了欧洲绝大多数通行德语的地区。它为德意志的归属感提供了一个框架，但很少去协调组成帝国的诸多政体，更不用说对它们发号施令了。因此，德国的大部分历史往往是由不同区域的故事构成的，有时它们之间还相互矛盾。
这种矛盾最为鲜明的例子或许就是 18 世纪中叶普鲁士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大王。若在其他国家，其军事成就可能早已确立了他民族英雄的地位。但是，弗里德里希当政期间开疆拓土的主要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损害德意志其他邦国为代价的。因此，他在柏林是位英雄，在德累斯顿却成了反面人物。在“七年战争”（1756—1763）期间，普鲁士完胜萨克森。1760 年，萨克森的首府德累斯顿遭受到弗里德里希大军的巨大破坏。贝纳多·贝洛托的许多画作都以巴洛克时期的德累斯顿为主题，描绘了这座欧洲最美的城市的风采（详见第 23 章），也记录了城内圣十字教堂因普军炮击而变为一片废墟的场景。作为七年战争中反法同盟的一支关键力量，弗里德里希大王在不列颠曾广受颂扬与尊崇。比如伍斯特工厂就曾生产了一套全系列的贡瓷 ；直到 1914 年，英国各地仍有许多取名为“普鲁士国王”的小酒馆。但对弗里德里希大王并不会存在泛德意志的看法。德累斯顿出产的瓷器自然不会去纪念他。而在萨克森，也没有哪家旅馆会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类似的矛盾心理在慕尼黑的凯旋门上也有所体现。那上面谨慎地题写着“献予巴伐利亚军队”，却并未言明一个颇为难堪的史实—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支军队大多数时候是与法军并肩作战，去对抗其他德意志邦国。所以，这座凯旋门是一座有着双重内涵的纪念碑。它所承载的胜利并不亚于失败，可算是座没有胜利的凯旋门 ；同时它也彰显了一个令人烦扰的事实—敌人可以来自外部，同样也极有可能来自内部。
因此，德国的历史必然是支离破碎的，它极度丰富但又令人困惑。如今，对归属同一大家庭，确实存在着一种强烈的认知。但1871 年德国统一以前，对于这一共通的目标，仅有一种时隐时现的意识。好在关于德国人的所作所为及所经所感，还存在着大量而又普遍的共同记忆。而本书的目的，正是通过讲述其中的一些，使读者感同身受，进而引发共鸣。这倒不是说，本书会在任何一种意义上成为一部德国史，实际上也不可能如此。本书只是试图通过各式
物品与建筑，众多人物与场所，去探索德国现代国家认同在形成过程中的丝丝缕缕。其中年代最为久远的是古滕堡于 15 世纪 50 年代印行的《圣经》。这或许是德国首次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时刻，甚至是欧洲现代文明的重要基石之一。时代最近的是近期刚刚完成复原修缮的德国国会大厦，即德国联邦议院所在地。所谓忆海无涯，我只是尝试去挑选那些在我看来特别有说服力且是大多数德国人共有的记忆，尤其是那些对别国人而言或许还不是很熟悉的内容。
当然，那其中也有一些与瑞士人及奥地利人共享的记忆。但本书所谈及的是二十五年前形成的德国，以及现今正生活在那儿的那群人的记忆。早在很久以前，瑞士便已在政治上从德意志的余部脱离出来。在上世纪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它的中立性使该国有着彻底不同的历史。奥地利的历史与近邻德国的历史更为紧密地纠缠在一起，但在许多重要方面也不相同。比如宗教改革未曾使奥地利永久地从罗马天主教分离出去。其对拿破仑历次入侵的反应，也未清晰地表达出民族国家的排他性，以致未能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原先的领土。奥地利也未曾经历过长期冷战带来的国家分裂，抑或像德国那样出现由此造成的一系列后果 。更为重要的是，奥地利并没有以现代德国那样的严谨与诚实，对纳粹帝国时期的众多记忆和责任进行公开的、痛苦的审视。因此，涵盖奥地利记忆的一本书或许将会完全不同。
世界上所有主流国家都试图通过对各自历史的解读，心安无虞而又充满自信地反映出各自目前在世界舞台所处的位置。比如对自身作为“山巅之城”有明确认识的美国，早就可以确认其天定之命。不列颠与法兰西则以不同的方式将它们的政治演进视作对整个世界的一种示范，两国通过扩张传播了这种示范。俾斯麦终于在 1871年将众多分散的邦国统一为德意志帝国，继而使它拥有欧洲大陆领先的工业与经济实力。德国或许也是从那时起，有能力开创一些与之类似的国家传奇。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意志帝国战败，继而魏玛共和国夭折，紧接着第三帝国犯下的屠杀罪行，使得一以贯之的故事化作泡影。德国学者曾努力将历史拼图的不同部分重新拼合在一起，但却未能如愿。也没有谁能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将德国 18 世纪至 19 世纪在思想与文化方面的伟大成就，与纳粹主义带来的道义深渊，置于一种易于理解的框架。从更深远的意义来说，这是一段严重受损的历史，无法修复，但是却必须对其时常回顾。吉奥格·巴泽利茨的一幅画作便将这一观点强烈而又形象地展示了出来。那是一面颠倒的德国国旗，破败而凌乱。
尽管德意志各地区及邦国的过往各不相同，但永存于国家记忆中的四大创伤无一例外地为它们烙下了深刻的印记。首先是“三十年战争”（1618—1648）。不但各个德意志邦国被卷入其中，更引来所有欧洲强国的军队在德国的土地上厮杀。这对人口与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各路大军在那片土地上横冲直撞，散播着恐怖与瘟疫。雅克·卡洛就曾记录了一支四处抢掠的军队进入洛林公国（当时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对当地村民进行的野蛮侵扰。类似的恐怖遍布德国全境，且从未被遗忘。此外，人们也普遍承认，战争导致的诸多经济后果，进入 19 世纪后依然有所显现。1945 年5 月初，希特勒的继任者海军元帅邓尼茨下令德国武装力量全部停火。而希特勒的建筑师及帝国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就曾以下述陈词对德国的投降进行文饰 ：
德国现今遭受的破坏唯有三十年战争时期可比。我们的人民正因饥饿和物资匮乏而大量死亡。绝不允许这一现状发展到那个时期的规模。
1792 年，欧洲战事爆发。法国革命军侵入莱茵兰并占领了德国西部大片领土。许多历史悠久的城市，包括美因茨、亚琛及科隆，都被并入法兰西，并在此后约二十年时间一直归属于法国。1806 年，耶拿与奥尔施泰特战役后，拿破仑统率法军一路追歼普鲁士军队，并以胜利者的姿态进驻柏林。至 1812 年，法军成功地占据了从莱茵兰至普俄边界的所有德国领土。这片土地上已不存在任何有效的军事抵抗。德意志每一位有实力的统治者都被勒令派出军队，参与法军的俄罗斯战役。这是一种莫大的羞辱，但这种羞辱最终激发全体国民以崭新的方式审视自我，并在抗击入侵者的抵抗运动中团结起来。对 1806 年奇耻大辱的记忆已然融入全体德国人的意识中，一直持续至 19 世纪末期，乃至此后的岁月。
四大创伤中最具灾难性、也最为棘手的莫过于第三帝国。纳粹政权渗透进德国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造成巨大毒害。希特勒检阅纳粹冲锋队的儿童剪纸模型就是反映其危害程度的一个示例。第三帝国在德国和整个欧洲犯下的罪行，以及几乎来自每个德国家庭的成员在那些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普遍的共同记忆—许多情况下是一种共同的沉默。时至今日，这种记忆充斥在民众的脑海中而远未清除。德国民众从帝国东部逃离或是被驱逐，从而付出的高昂代价，以及汉堡与德累斯顿等众多城市遭受的毁灭性打击（详见第 27 章），则是第三帝国遗留给几乎全体德国人的又一种记忆。
纳粹发动的侵略战争最终导致四大同盟国进驻并占领整个德国，使其长期分裂为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东部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分裂造成的人员损伤代价目前仍在评估，这种代价集中体现为那些不顾一切试图穿越柏林墙而失去生命的德国人。
时至今日，柏林墙倒塌已有二十五年，距一个全新德国的诞生也已过去了二十五年。在这段时间内，德国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勇敢而清醒地反思自己国家的历史。德国在“二战”中犯下的那些罪行，长期以来被简单地归咎于“纳粹党”。伴随着对当年德国大多数民众在其间的胁从行为进行更为清晰的历史性考察，德国重归统一。随着柏林完成重建，人们有意识地试图将那些最为痛苦的记忆公之于众。其中最典型的范例便是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由此，也可以说德国的纪念性建筑是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就我所知，世界范围内没有其他哪个国家在其首都的心脏地带兴建纪念物，用以展示自己极不光彩的过去。与慕尼黑的凯旋门一样，那些纪念性建筑的存在不仅是铭记历史，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以史为鉴，确保一个不一样的未来。正如杰出的政治评论员米谢尔·施蒂默尔所述 ：“在德国，很长一段时间内历史的功用就是确保其永远不会重演。”
前面两页的照片展现了现代柏林中心地带的三座伟大的纪念性建筑。处于画面中景右侧的勃兰登堡门是本书第一章的主题。在其身后的是国会大厦，本书最后一章的主题。前景则是欧洲遇难犹太人纪念碑群。它所纪念的众多事件，将在本书后续篇幅中进行讨论。这三座纪念性建筑及其意义，一并传达了现代德国的一种独特尝试，那就是与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复杂多变的记忆进行对抗。
题图及文内图均来自《德国：一个国家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