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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0年前的3月19日，大宋祥兴二年，广东崖山海面上，七岁的天子赵昺（音丙）四面楚歌。
五年前的1274年，宋度宗赵禥（音其）在三十四岁的年纪上病死，起因是酒色过度。宋度宗一度曾想励精图治，崇尚节俭力避奢侈。但他治国无方，军国大事操于权臣贾似道之手。贾似道向他报告襄阳大捷，度宗完全不予查问、深信不疑。所以当1273年襄阳城破的消息传到南宋首都临安，宋度宗当即昏倒，醒来后即终日以醇酒妇人为娱，很快不治。
宋度宗死时，三个儿子都未成年，三岁的嫡子赵?（音显）被立为皇帝。此时元军决意灭宋，统帅伯颜挥师南下。贾似道避无可避，率十余万精兵出战，结果不堪一击，宋军大败。伯颜沿长江东下，直逼临安而来。
蒙古军逼近，临安满城人心惶惶，尤其是官员更带头逃跑。大臣文及翁和倪普，竟然暗中指示御史台弹劾自己以便卸任逃跑，结果御史的弹劾奏章还没呈上，两人已逃得不见踪影。掌权的谢太后极其愤怒，下诏谴责：
“我大宋朝建国三百多年来，对你们士大夫从来以礼相待。现在多难时刻，你们竟然内外合谋、不分白天黑夜地逃跑。你们读的圣贤书都读的是什么！你们活着有什么脸见人，死了又有什么脸去见先帝？”
官员们哪管死后的脸面，仍然前赴后继地消失。等到1276年正月短暂的休战之后，出现在朝堂上的官员，只有六人。
事已至此，抵抗也无用。二月初五这一天，临安城里举行了受降式，赵?正式宣布退位。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的宋朝，在这时就已经落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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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军入城之前，谢太后封四岁的赵昺为广王、七岁的赵昰（音是）为益王，命人保护赵氏的最后血脉逃出了临安。在大将张世杰等人的拥戴下，赵昰在福建福州即位，就是宋端宗。
此时南宋首都虽已沦陷，但福建和两广大部分地区仍在流亡小朝廷的控制下，淮东淮西地区也还在进行拉锯战。就算元军逼近福州，小朝廷也还有17万正规军，兵力超过元军，并非完全无一战之力。
但可惜有兵无人。小朝廷的朝政由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人主持，诸人虽有复国之心，却无复国之能。再加上争权夺利的尔虞我诈，小朝廷立足未稳，陈宜中就开始党同伐异起来。张世杰更是觉得陆上不安全，直接把二王送到了海船上。
自从离开福州之后，小朝廷就只能在海上四处流亡。从泉州到潮州，又从惠州到雷州。逃亡途中遇上飓风，赵昰惊恐成疾死在海上，年仅七岁。上岸后，埋在如今的香港大屿山。
眼见小朝廷就要分崩离析，此时大臣陆秀夫慷慨陈词：“古人有靠一城一旅复兴的，现在还有数万将士。只要上天不绝赵氏，难道不能就此复国吗？”于是众人就拥立六岁的赵昺为帝。
在元军的猛攻之下，小朝廷最终流亡到了崖山海面，准备在这里与元军做最后一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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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在如今的广东省新会市南，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如门，故又称崖门。元军统帅是汉人张弘范，他也是张世杰的族兄弟。
此时宋军统帅张世杰尚有战舰四百余艘、兵士十余万人，但要命在统帅本身无军事才能。他主动放弃了陆上到海口的控制权，又把所有战船用绳索连接，结成水寨方阵。天子赵昺的御船居中，在层层保护之下，作决一死战的姿态。
张世杰的失策很快暴露无遗。虽然船上有可支持半年的粮食，但跟陆上的联系一断，也就等于断了淡水的来路。在南中国的烈日下，口渴难忍的宋军只有从海中直接提起海水来饮用，但饮鸩止渴的结果是纷纷上吐下泻。宋军空有拼死之心，却已经没有剩下多少战斗力。
看着宋军自己把自己折腾够了的元军，在3月19日的早晨发起了最后的总攻。元军既不怕宋军逃跑、也不怕宋军进攻——那么多战舰绑在一起，怎么可能有移动能力？只能防守无法反击，宋军从一开始，就已经永远立在了不胜之地。
从黎明到黄昏，涨潮又退潮，宋军和船阵都崩溃了。张世杰此时才下令砍断绳索，让战船各自逃生。但极度混乱之中，他根本无法接近天子赵昺的御船，只有派小船过去接。
此时风雨大作、黑夜将至，小船虽然在激战中接近了动弹不得的御船，但宰相陆秀夫却害怕来人是元军假扮的，断然拒绝让天子赵昺上船。国亡在即，赵昺是最好的投降礼物，不管宋军元军，都不知有多少人盯着这个七岁的小孩。
天子的御船在战场中间，无论如何也无法逃脱了。此时或死或降，别无他途可选。陆秀夫把自己的妻子儿女都赶下了海，然后面向七岁的天子赵昺，坦然说道：
“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赵?）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
陆秀夫背负赵昺，纵身一跃入海。此时尚有无数的宫女、侍从、兵士、家眷，也纷纷自蹈入海。据《续资治通鉴》记载，七天后“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君王死社稷。宋末帝赵昺入海三百六十五年后，明思宗崇祯帝也在煤山的一棵树上覆面自缢。国家覆亡之际，最难苟活于世的，便是一朝的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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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山海战之后，华夏第一次全境沦陷。如果不是突如其来的飓风吹垮了敌船，日本也早就被元朝海军拿下了，那里也就出不了“崖山之后无中国”的论调。
虽然元军势大，但说南宋亡在大臣的手上，确实也不为过。前人早就评论过：陈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陆秀夫能死而不能战、张世杰能战而不能谋……但那些经天纬地之才又在何处？为何再没有狄青、岳飞、韩世宗？
宋朝是中华历史上又一个文明登峰造极的朝代，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占世界的GDP总量达到了22.7%，但它虽然具有辉煌盖世的文明，却没有发展处与之相对应的、保护这种文明的能力。而原因，来自开国之君赵匡胤。
唐朝亡于藩镇内战，各路军阀此起彼伏的乱世给赵匡胤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所以他一立宋朝，就定下了“崇文抑武、强干弱枝”的基本原则。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解除手下的武力，又刻意礼待士大夫，使得宋朝所能经历的繁荣和平安，都是自两汉以来最长久的。
但文武之道，偏废则危。宋朝虽然有司马光、苏轼、范宽等大史家、大文豪、大画家，却很难数得出什么名将。狄青即便在克制西夏的同时也备受猜忌，岳飞的下场更是历历在目。
由于始终对手握兵权的将领疑心不去、决不放权，使得宋朝虽然歌舞升平，但在抵抗外敌时却始终是一副挨打相，远远不能跟强汉和盛唐相比。契丹打来，签订澶渊之盟，燕云十六州始终无法收回；女真打来，首都汴梁就此终结，徽宗钦宗客死北方；等到蒙古再起，南宋就算再坚持，也是难挽大厦于既倒了。
写《如果这是宋史》的作者高天流云感慨道，“武人亡国，民族血气不衰，国内互斫，终究能产生一代雄主；文人亡国，就如赵宋一般，民族气节丧尽，再无尚武之风。”
既然明知要亡，那抵抗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当时已经有人作出了回答，他是文天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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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年，诗人陆游写了他人生的最后一首诗《示儿》，后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耳熟能详。末尾两句是“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此时成吉思汗刚刚即位四年，还没有来得及对金国和西夏动兵。南宋的最大敌人仍然是貌似强大的金国，所以临安对于蒙古的崛起甚至心中暗喜，以为自己多了一个强援。
陆游逝世七十年后，后人拜祭他时告诉他的不是王师尽复旧地，而是锦绣河山完全落入异族之手。陆游泉下有知，当作何感想？
被俘而困于元军战舰之上的文天祥，在目睹了崖山之战、南宋终结之后被押送到大都。元朝宰相孛罗冷笑着质问他的不降：“既知其不可，又何必为之？”既然最终结果是徒劳无功，你所做一切不是白费功夫？
文天祥慨然答道：“立君以存社稷，存一日则尽一日臣子之责，何言成功？吾已尽心尽力，国亡，乃天命也。”
满怀期待的陆游、志得意满的孛罗和慨然就义的文天祥，当然都不会知道蒙古军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如今已在历史长河中湮没难寻了；而华夏族至今仍然在世界上屹立于东方，跟新兴的强劲民族齐头并进。
中华绵延数千年，改朝换代物换星移早已见惯，但永远不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奋斗者。只要华夏民族的血气不灭，即便崖山之后，也终有复兴的一日。
大宋有亡日，中国无尽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