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对中国人来说太糟心了。朝廷混吃等死，民间也得过且过，很多百姓迫不得已，卖身出海，到海外干苦力。这种劳工买卖被广东人称为“卖猪仔”。这些去异国他乡寻找机会的人，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清廷视他们为叛徒，洋人把他们当做奴隶，就连他们中的一部分也自暴自弃，在秘鲁发现的华工坟墓中，发现了几样随葬品，看完令人愤怒，这些人真是咎由自取。
19世纪末，大量失地农民或破产渔民（特别是广东五邑地区），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席地而坐，他们双目空洞，精神萎靡，等待着未知的命运，他们将前往东南亚、美国、澳大利亚，甚至是古巴和秘鲁等地。中国人安土重迁，不到万不得已，绝对不会离开故土。背井离乡的华工身世各异，但都跟大时代的悲剧分不开，有些是广东土客冲突中落败的客家人，有些是拥护太平军的流民，有些是天灾人祸的破产者，他们在故国无法生活，只能寄希望于外海，想去自己从来没听过的地方寻找机会。
秘鲁利马天然气公司在挖掘管道时，挖出了三名19世纪中国移民的遗体，这些遗体就在利马附近的Carabayllo沙漠中地下不到一米的地方，普通的木制棺材没有多余的随葬品，只有一些鸦片和配套工具。
当地考古学家塞西莉亚·卡马戈（Cecilia Camargo）将遗体运往实验室，进行研究和保护。她认为，根据遗体的服装判断，三个人都是成年男性，但目前仅仅是猜测。鉴于棺材中并没有留下关于逝者的其他信息，她必须进行骨科分析以最后确认，是否能得出有用结论，将取决于骨骼遗留的信息。
19世纪中期，美国废除了奴隶制，南美诸国也跟着废除奴隶制。缺少了奴隶，秘鲁迫切需要廉价劳动力来补充空缺的岗位。普通人根本不会应聘这些岗位，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最糟糕的工作：在安第斯山脉山脚下的糖和棉花种植园当农夫。大量华工被骗到这些种植园，从事猪狗不如的工作，他们受到严重的虐待，生前不仅夜以继日的工作，死后也不允许被埋葬在公共墓地，因为他们不是天主教徒。结果，死去的华工就像牲畜一样，被随意埋在任何地点，无人祭奠，也无人纪念。
为什么华工过得如此悲惨，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有两个原因。
其一，清廷的无情。1869年，有部分华工组织起来写了请愿书，由美国驻秘鲁公使转交清廷，乞求清政府保护在外的华人。可清廷的回应却是“私自出洋的中国人为弃民，不值得加以保护。”随着恭亲王逐步掌权，华工们的请求才得到正面回应，清廷表示：对深处磨难中的苦力表示同情，但还是以容忍为上，并可成立一个上告团体，向朝廷陈述受害情况。正是由于清廷的懦弱和无情，让各国人都明白了华工的地位，这些人没有祖国保护，可以肆意凌辱，而不必担责。
其二，华工的堕落。从上文可知，华工至死，心爱之物无非鸦片和烟枪。这样的人，走到哪里会不被歧视呢？为了获得一时的满足，六亲不认，求爷爷告奶奶，丑态百出。跟中国同时出洋的日本人在南美洲就获得了尊严，在巴西有很多日裔，他们的祖先也没有日本的保护，但因为自律和自爱，从不沾染乱七八糟的东西，加上东亚人天生的勤奋，日本人在南美一直享有不错的名声和待遇。
与日本移民相比，华工真是不争气。虽说身世可怜，处境艰难，但恶俗不改，自甘堕落，正所谓“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人们即便一开始对他们还有些同情，但面对他们的随葬品，那一点同情心也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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