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江南乡试过后，大批文人士子沿江追着考官的船投掷砖瓦。民间舆论哗然，朝野为之震动，皇帝下旨彻查，雷霆手段处置，此即为“丁酉江南乡试案”。
主考官、副主考官就地正法，同考官18人全部处以绞刑。
所有中举的考生全部进行复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并有带刀侍卫林立两旁。凡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一律取消举人资格。
负责审理此次舞弊案的官员，因疏忽案情受到处分。对于舞弊的考生，杖40大板，判其家产充公，判其与父母兄弟妻儿千里流放。
1.
顺治十四年（公元1657年），江南地区的一次“大考”，选择在江宁（今南京）举行。
就在几个月前，顺天的科考场刚炸了个大雷：考官贪财纳贿，收了白银3000两，公然在考场内翻阅试卷以决定“录取名单”，引得考生集体到文庙“哭庙”。顺治帝震怒，下令彻查之后，将涉案7人斩立决。
有了顺天考场这样的前车之鉴，顺治对江南乡试尤为重视。在委任方猷、钱开宗为江南乡试的主、副考官时，还曾将两人拉去耳提面命了一番，又派出18名同考官共赴江南。
然而，在真金白银的诱惑下，什么公平公正，什么秉公职守，都成了光秃秃的口号。
乡试放榜之日，江南一片哗然。目不识丁者高居皇榜，真才实学者名落孙山。愤怒异常的士子们拦住考官怒骂，又沿江追着方猷与钱开宗的船，不断投掷砖瓦。
落选的才子们，在考场门口贴上了“大字报”，讽刺着黑暗的考场舞弊，讥笑那些靠着行贿而金榜题名的中举者。甚者，还有将此次考场舞弊写成“段子”刊行。
2.
纸包不住火，江南乡试舞弊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迅速传至京师。江南同考官被考生羞辱一事，也被朝中御史参奏了一本。
顺治看了奏折，极为震怒，立即将主考官方猷、副主考官钱开宗与其余18名同考官革职查办。又命各州府出动人马，将那些参与江南乡试的举子们“请”至京城。
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初，顺治在京城亲自主持江南乡试的复试，由一众带刀侍卫监考。天子威严在上，刀锋寒气在侧，这些举人中免不了有“战栗而不能握笔者”。
成绩优异者，准许参加殿试。成绩合格者，准许参加会试。成绩不合格者，罚停会试。狗屁不通者，当即革去举人。
不久，江南乡试舞弊案结。主考官方猷、副主考官钱开宗2人斩立决，18名同考官或因参与舞弊，或因知情不报，全部处以绞刑。负责审理此案的刑部尚书、刑部侍郎等人也因“官官相护”而受到处分。
雷霆手段下，也不免有无辜的举人“躺枪”。如一代诗人吴兆骞，被仇家诬陷为舞弊，在复试时遭不住巨大的心理压力而“未能终卷”，除名、挨板子、流放。
3.
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官制度。自隋唐时期推行以来，一直都是历朝历代的“教育根基”。顺治以雷霆手段处置科举舞弊，是极为必要的。
如若放任不管，任由科举舞弊成风，则与卖官鬻爵无异。这些能力欠缺，靠着贿赂考官以谋上位的举人如果受到提拔，势必会弄得官场乌烟瘴气。
顺治在位时，清王朝也才入关不久。如若开国之初就搞得法纪崩坏，弄得民怨沸腾，势必会从根本上动摇清王朝的根基。顺治这一手做的极为漂亮，既整治了官场的“官官相护”，也肃清了科举场中的不良风气。
4.
教育，较之科技发展、军事国防都更为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国家的根基所在。
教育质量的高低，决定了未来的国家人才能力高低。教育风气的好坏，决定了未来的国家发展方向正反。
教育强，则少年强，少年强，则国强，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大浪淘沙始见金，有了公平公正的教育，才能真正挖掘出可塑之才，才能培养出真正的社会精英与国家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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