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上旬，八路军129师南下襄垣、武乡地区，寻机打击邯长大道上的日寇，破坏其交通线。黎城东阳关内外的一段公路，是日寇的运输线。3月16日，陈赓指挥386旅在潞城和黎城之间的神头岭伏击日军，取得了歼敌1000多人的重大胜利。
3月下旬，侵入晋南、晋西的日军，在连遭打击的情况下，为配合津浦路作战，相机进攻潼关、西安、陕甘宁边区，仍继续向黄河各渡口进犯。日军汽车在邯长大道和长治到临汾的公路上，日夜运送兵员和物资。
129师决定要在适当地点，对敌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因为师长刘帅去八路军总部开会，战斗由副师长徐帅指挥。
计划己定，便衣侦察组先从各个方面收集日军兵力部署情况。
日军在神头岭遭到我军伏击后，在邯长大道沿路加强了警戒。黎城到涉县间增设了东阳关据点，驻兵150余人；涉县守军增至400人，黎城1000人有余。公路上常有汽车运输队经过，数量从十几辆到一百多辆不等。
响堂铺附近公路是沿河而行，路南陡，路北缓到河底，是一个理想的设伏地。在路北设伏，我军隐蔽和出击都很方便；而敌人后退无路路，守也无依靠；还有，响堂铺离东阳关和涉县两个敌据点的距离都是最远，敌人不便增援。徐帅同陈赓、陈锡联等研究后，一致决定在这里设伏。
伏击的时间定在3月31日。
26日，徐帅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域运动。30日晚饭后，部队带着一日干粮，朝响堂铺隐蔽进发。31日凌晨，部队全部进入伏击地域。徐帅的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
一切准备就绪，就等敌人送上门来，但此时，意外的事发生了。
386旅陈赓打来电话：“772团报告，东阳关有200余人进到马家峪；长宁东南高地有敌骑兵，向我侧后运动。”陈赓判断，可能敌人发现了我军设伏企图，想从右翼侧击，截断我后路。他请示：是否将主力撒回到庙上村、鸭儿山去截击敌人？
突如其来的情况让徐帅为难了：如果敌人发现了我军设伏企图，将计就计包抄我后路，那是很危险的，就必须放弃这次战斗或作别的打算；如果情况不是这样，盲目撤出，就失去了胜利的机会，那也相当于打了败仗。
徐帅在思索着、判断着。
陈赓又打来电话问撤不撤。为防万一，他已把埋伏在路南的2个连撤到了路北。
“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将之道也。”徐帅两眼盯着地图，他判断：敌人不可能发现我们的包围，否则决不会只派这么点兵力前来“打草惊蛇”。于是他命令：计划不变更，部队要严密埋伏，不得暴露，情况也不要向下传。
同时，他立即命令参谋去把问题搞清楚。
过了一阵子，参谋回来了。得到的情报，完全如大家所希望的那样：东阳关方向，敌人活动一下又回去了，“敌骑兵”是头驮驴，是老百姓的。
听完参谋的汇报，徐帅立即向各团重申了按原计划行动的命令。
8时半，日军180多辆汽车排着长龙似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地段开来。9时许，在弥漫的尘士中，这串汽车全进入了伏击圈。在公路两侧埋伏了一夜的771、669团犹如猛虎下山一般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许多日军尚未弄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就没了性命。
黎城、东阳关的日军慌忙出动步兵300余人，骑兵100余人，附炮4门，前往响堂铺营救，但在马家拐遭到我772团的迎头痛击。
下午5时，日军出动10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此时八路军已经转移到了秋树垣一带。386旅旅长陈赓风趣地说：“这不是打我们的，是给死鬼子吊丧的。”
这次战斗，共击毙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多人，生俘3人，击毁汽车181辆，缴获高射炮4门，轻重机枪18挺，步枪700余支，其它军用品无数。看到这个场面，在朱老总、彭老总带领下齐集山头观战的国民党将领口服心服了，他们随后即派人到八路军总部学习游击战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