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逸麟（1935—2020），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第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第七、第八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十一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6月19日凌晨，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民盟市委原副主委邹逸麟先生在沪病逝。惊闻此讯，大家纷纷扼腕痛惜。邹先生治学求真、为人正直，犹记去年此时，我们还专程采访过他。他热情地与我们畅聊人生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酷爱阅读，遵循内心选择
1935年，邹逸麟出身于一个相对富庶的商人家庭。曾祖父时举家搬至宁波做生意，父亲在上海办实业。他从5岁便开始上小学，一直顺利读到高中、大学。
“少年时代的我，最美好的回忆不是校园生活，而是带给我无比愉悦、无限遐想的课外阅读时光。”邹逸麟回忆道，小学五年级时，看的第一部小说是《说岳全传》。那时，上海的弄堂里有很多小书摊，就去借旧小说和杂志看。他看书很快，一本借来后一两天就看好了，赶快还了再借。他喜欢老舍、巴金、董鼎山、徐訏、施济美等作家。高中后，他开始迷恋翻译小说，只要能借到的几乎都看过。“我觉得通过大量的阅读，使我对人生有了更多体验，这是不读书的人不能体会的，这也是一种精神享受啊！”
1952年，高中毕业后，他被山东大学历史系录取。当年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名师云集，张维华、杨向奎、郑鹤声、赵俪生、童书业、黄云眉、王仲荦、陈同夑8位名教授，人称“八马同槽”。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邹逸麟受益匪浅。1956年，夏天毕业前，因为不愿留在青岛，他婉拒了郑鹤声先生让他留校当助教的好意，服从组织分配，进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实习研究员。回忆及此，他感慨道：“在做人生选择时，要遵从内心的真实意愿才好。”
师从谭其骧，俯首耕耘一甲子
1957年年初，邹逸麟因跟随谭其骧先生做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项目，回到了上海。从此，他在中国历史地理专业领域，俯首耕耘近一甲子，见证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历程，几乎参与了这一期间的所有大项目。这些项目的特点，一是众人参与合作，二是历时数年乃至数十年。正是这些耗时费力的基础性的大型科研项目，才能使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成就得以令世界瞩目。
谭其骧是我国当代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在学界被称为“谭图”。这项工作前后绵延30年，在编绘的过程中，一批历史地理学者，练就了扎实的专业基本功，从而成长为名副其实的学者。邹逸麟便是其中的一员。
“谭老师是我的恩师。”邹逸麟并没有听过谭先生给本科生上的课，也没有做过他的研究生，严格意义上讲，不算是他的学生。他与谭先生更像是一种传统的师徒关系。“从1957年年初跟随谭其骧先生治学，到1992年他离去，我做的项目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进行的。”邹逸麟回忆说，后来复旦大学成立历史地理研究所，谭先生当所长，他当副所长，每两个礼拜就去谭先生家汇报工作。邹逸麟任所长后，还是经常去谭先生家里汇报工作，“我们的关系比一般的师生关系更好。谭先生做学问非常认真，他经常讲，不实事求是的、虚的话，在国际上、在学术界是拿不出来的、站不住脚的。1987年，谭先生赠我一条幅，首句即‘治学为求真，别无他求，求得真必有用，违真终无用’”。
邹逸麟感念谭先生的教诲，踏实为学，经过多年的积累，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他把自己在历史地理学科所做的主要工作，归纳为：两本地图集，3种工具书，4本专业教材。两本地图集即《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3种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历史地理条目；4本专业教材有《中国历史地理概述》《中国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人文地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
邹逸麟是继第一代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开创者谭其骧、侯仁之、史念海之后，公认的历史地理学科带头人，是第二代历史地理学者中影响最大的学者。作为继谭先生之后，复旦史地所的第二任掌门人，邹逸麟在长达数十年里，起到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谈起治学经验，邹逸麟谦虚地说：“我最深的体会是，学术上的成功没什么诀窍，就是认真地去做一桩桩事情。我们小时候受的教育是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做学问就是这样，你不要想每桩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再做，这是错误的，许多收获都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做每桩事情都要花功夫，你要相信，只要花功夫下去，必有成就。我很幸运，能够在一个领域里搞了近60年，这么多年耕作下来，有点成就也不稀奇。”
20世纪70年代绘图的工作照，左二为谭其骧，左三为邹逸麟
加入民盟，参政议政十五载
邹逸麟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前后参政议政达15年。
“出于责任，我的事也不再局限于故纸堆，变得开始关注、思考学术之外的世界。社会上总是觉得政协委员的发言和提案起不了什么作用，其实不然。”邹逸麟举例说，2007年，他曾在第十届五次会议上提交了“关于提请国务院有关部门给予抢救性拨款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出版”的提案。起因是1981年国务院领导正式批准编纂出版《国家地图集》重大工程的启动，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工程，25年后，5部地图中的4部已经完成，唯独历史地图集迟迟未能出版。全国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百余位专家，花了20余年时间通力协作完成后，却因政府财力支持严重不足，无法出版，其中编委会多位主编、副主编先后谢世，唯一在世的侯仁之教授也已95岁，编委任继愈、刘宗弼也都年逾90，其中的工作骨干也大多为古稀老人了。时光飞逝，图集尚难以问世，不禁令人扼腕叹息。这个提案提交后，中央领导作了批示，财政部门立刻拨款两千万元，该提案还被民盟中央评为优秀提案。“由此可见，我们政协委员在国家经济和文化建设中还是可以起到一定作用的。”
“除了针对性强、主要解决当下某一局部问题的提案，我觉得政协委员更可以提一些有预见性的提案。”邹逸麟回忆道，他曾提过“从社会就业、分配、住房等根本制度上解决中小学生负担过重、教育乱收费、应试教学的问题”的提案。他认为这些问题的根子不在学校、不在老师、不在家长，更不在学生本身，根本问题在社会。当时的社会现状是：重点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易，待遇高；一般大学、大专毕业生找工作难，待遇低；蓝领工人岗位少，待遇更低；年轻男性因房无法结婚，而房价又高得一般收入者无法忍受等。因此，他提出了由政府指导，逐步解决诸如大力设办应用技能培训学校；扩大蓝领工作岗位；提高蓝领工作岗位的待遇；在税收方面鼓励建造中低档普通住房等建议。“今天看来，我数年前的提案得到了认同。”
1994年，邹逸麟加入民盟。此后担任民盟复旦大学委员会主委、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民盟中央委员等职务。“当时接踵而至的党派工作对我来说是个全新领域，需要我尽快适应并进入角色，不能占着位置不干事啊！”邹逸麟严于律己、以身作则，以其个人魅力影响着盟员们。他还根据复旦大学盟员们的特点安排党派工作，受到盟员们的欢迎。
谈起15年参政议政工作的体会，他说：“我觉得作为学者，对社会问题应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才是真正地做共产党的挚友、诤友。”
承前启后，留下宝贵遗产
2008年退休后，邹逸麟仍然会为学生们作讲座，并参与《清史·地理志》《中国运河志》等书的编写工作。闲暇时间多了之后，他继续着一生的爱好——阅读，如《牡丹亭》《苏东坡传》《源氏物语》《陆犯焉识》《挪威的森林》等。“我觉得，海量的阅读积累，能让你深层次地感悟世事人生，从而进入不一样的精神境界。”
此外，多年来的参政议政经历，也让他保持着每天阅读新闻的习惯，时刻关注民生和社会热点话题。那天，我们采访他时，邹先生还谈了很多对当下问题的看法。他说：“我不是研究这个领域的，讲的不一定恰当。但作为一名文科的学者，一名老先生，对人们所关注的社会问题，是应该发声的。”譬如对于如何传承传统文化，他认为，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部分区分开来，继承和发展其中的精华部分。近代中国文化界道德文章方面都特别好的先生，比如梅贻琦、蔡元培，以及我们民盟陈望道、谈家桢等，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很好的基础上，学习西方文明。
采访到最后，邹先生感慨道：“学问是做不完的，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任务，我们这代人就做到这里了，好坏自有人评说，也不可能一代人就做得很完美。我就是把谭先生的东西接过来，交给下一代，把这个学科发展下去，希望后来的学者能够把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拓展出去，使历史地理学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为世界环境变迁研究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