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上的课桌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班主任张勇电脑屏幕里43个排列整齐的方框。摄像头对准学生们的上半身和试卷，他们埋头答题，不同样式的书桌在镜头里露出一角，背后是床、书柜、窗帘、落地衣架。
这是6月1日上午，天津市南开中学高三学生的最后一场模拟考试，张勇负责监考。受疫情影响，天津市高三学生停课居家。模拟考，也只能在线上进行。
张勇掐着表，时不时看一眼屏幕里戴着口罩的学生们。高考时，学生们被要求全程佩戴口罩。为了模拟真实的考场状态，张勇叮嘱居家的学生们戴上口罩考试，适应高考状态。
九点四十分，考试结束。张勇的麦克风取代了线下考试的铃声，“同学们抓紧时间拍照、上传答题纸，以免因平台系统关闭错过提交。”
这三年，张勇已经数不清经历了多少次网课，上课、考试、批改作业，一切都被放在了线上，他成了直播间里的高三老师。
高考前一天，张勇和同学们终于回到了学校，两只粽子被高高挂在教室的门框上，寓意着“高中”。6月7日早晨，像每个送考的班主任一样，张勇和学生们在考场门口相见，跟他们完成最后的击掌祝福，“金榜题名！”
6月6日，天津市南开中学，两只粽子挂在高三班级的门框上，寓意着“高中”。受访者供图
直播课的一天
5月23日早晨七点，网络会议室已经开启，一个个视频画面陆续加入。
如果不是疫情影响，早自习的课桌前应该坐满学生，读书声萦绕整座教学楼，而张勇会绕着课桌和讲台来回地走。
但现在，这届高三开始了第三次“网上冲刺”。七点半，全班到齐，43名高三生在书桌前就位，他们埋头对着课本，嘴巴念念有词。
卧室代替了教室，不一样的画面出现在屏幕里。有的摄像头摆得端正，整个上半身占满了镜头，有人身后能看到贴着“福”字的大门，身侧还露出了被子的一角。也有几个人使用了虚拟背景功能，夜幕成了整幅画面的背景，在黑得发紫的天空中，戴着黑框眼镜的少年突兀地出现，周围繁星闪烁。
随着少年微微侧身，摄像头识别不到人像了，画面被一张壁纸占满。张勇开始观察屏幕，如果几分钟后，仍然只见虚拟背景不见人，他就会打开微信，联系学生或者家长，“怎么还没进课堂？”
居家胖了二十多斤的张勇戴着耳机，让视频画面将他圆圆的脑袋框住。由于画幅限制，他不能像线下授课一样比划手势了。学校没有规定班主任早自习时一定要到场，但张勇还是坚持来了，他观察着学生们的状态，然后将倒计时发到班级微信群，“距离高考还有14天。”
时间不多了，但居家的状态总是相对松弛的。鲍双萍是吉林省一所县城中学的语文老师，前不久，她也陪着这届高三学生经历了一次网课教学。她刚一打开视频，一个穿着睡衣的学生从屏幕上弹出来，他还躺在床上，睡眼惺忪。有人开始在评论区里“哈哈”大笑，鲍双萍赶紧点他的名字，“你快把摄像头关了。”
对于极度缺觉的高三学生而言，几步之遥的床成了最大的诱惑。张勇常在第一节课点进会议室抽查，在这所市重点中学里，基本没有学生缺勤，但偶尔也会有人睡过头，直到第一节课都没有上线。
到了晚上十点，晚自习结束。鲍双萍记得，过去，下课铃快响的几分钟，喧闹声就开始蔓延了。有人带头收拾书包，把抽屉和凳子挪晃得咯吱作响，一副迫不及待下课的样子。
而现在，放学就是退出会议室。连着好几天，一些学生在评论区说完“老师再见！”，却滞留在会议室里。他们始终拿着笔，在面前的资料上勾画着。直到夜里一点多，还有一名学生没有退出。班主任先熬不住了，只能给学生家长发消息，“你再陪陪他，我熬不住了。”
张勇上网课时的状态。受访者供图
“看不见”的课堂
上课上到一半，会议室的人数突然“+1”。是戴舟出现了，她是黑龙江省的一名高三班主任，像突然出现在教室窗口一样，网课期间，她总会突然在会议室现身，翻看着学生们的视频画面。
戴舟面对的，是一群在省示范高中就读的学生。六点刚过，就有人陆续加入电子会议室，提前开始早自习。屏幕上的一个个小方块里，学生们将校服穿戴整齐，端坐于书桌前，通过麦克风，朗朗读书声从电脑传出来。
像线下上课时一样，纪律并非戴舟需要操心的事，但当课堂变得“看不见”了，她总怕有纰漏。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要开两个摄像头，一个对着身体正面，一个对着身体侧面。这让戴舟有了机会抽查。她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直播课堂上，“当班主任，就是要和学生们斗智斗勇。”
但秦润芳要先想办法解决家里的孩子，她是河北的一名高三老师。她居家授课期间，刚上小学的孩子也停课了。有时候孩子会突然闯进镜头里，顺着麦克风，“妈妈！妈妈！”的叫声传到对面二十多名学生那里。
秦润芳尴尬不已。线下授课时，她的课堂从未被生活打断，而现在，那个四四方方的视频画面，直接连接了她的生活，偶尔，秦润芳穿的睡衣露了出去，这一次又不小心晒出了孩子。她只能赶紧牵着孩子走出画面，找出一部动画片，牵制住孩子。
一些学校不要求学生开摄像头，而是选择用软件记录学生的在线时间。但鲍双萍觉得，这样的方式给了学生钻空子的机会，她不觉得自己的学生都在听课，否则当她点人回答问题时，迎来的不会是一阵沉默。
“老师我没有麦克风”“老师我信号不好”，学生的理由总是很多，有的干脆就不说话。鲍双萍对着电脑屏幕，猜不出对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鲍双萍会增加互动，她问大家，“这题选什么？大家在评论区留言。”但只要有了第一个“C”，一连串的“C”就出现了，没有一个人选择其他答案。
无法面对面沟通的课堂，变得难以掌控。“老师，第二题我为什么错了？”“那第六题呢？”一位同学不停地提问。他一会儿开麦克风，一会儿在评论里打字，鲍双萍刚想讲课，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电脑也可能出现意外。一天，鲍双萍刚将PPT投屏到会议室，电脑就坏了，屏幕卡在投屏界面，点什么都动不了。学生们在评论区里七嘴八舌，“老师你点这个点那个，但是都没用，整整25分钟就没了。”
高三学生隔三差五面对的考试，则成了网上授课中最让人担心的环节。刘怀远在上海教高三，他的学校找到一个软件，派发试卷时，可以随机打乱题目顺序。同一套试卷，每位同学拿到手的，都是顺序不一样的题目，而且每道题都得在规定时间内上传，完成后才会出现下一题，防止同学通过网络互传答案。
但对于语文默写题而言，防范起来则更加困难。将答案拍照上传的那几秒，给了学生翻书的机会。网课期间，鲍双萍的学生能把默写题的平均分拿到六分，但复课回归线下后，平均分立刻跌至两分。
“让学生守着电脑上课，就像让孙悟空守着蟠桃园。”鲍双萍始终为网课的质量担忧，“每天都绞尽脑汁地想，要怎么讲课。”她睡前也想，吃饭也想，洗菜也想，十来年的教龄，上课本对鲍双萍而言并不是大问题，但现在，她不知道怎么面对眼前的电脑。以往，自己的一句话、一个语气词都可能引起学生的表情变化，若是发现谁在神游，点个名字就起到了警示作用，而现在，电脑不会给她任何直接反馈。
偶尔，鲍双萍会去看网络直播，试图寻找主播们吸引流量的规律。“不要998，不要398，不要298，不要198，甚至不要98，68块8给你立刻秒！”主播对着镜头一段一段地喊，像敲起了鼓点，带着鲍双萍跟上了直播的节奏，她想，“这可能是靠数数、排比句，让人受到刺激，产生欲望。”
鲍双萍对比自己的课堂，叹了一口气。“君子曰：学不可以已。君子就是有学问的人，已就是停止。”话才说到第二句，她心里就开始发慌，她没法确定，那些在线账号的主人，到底在不在电脑前坐着。
她担心的事情确实发生了。复课后，学生们在讲台下起哄，“老师，你那堂网课我压根没听！”鲍双萍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你们真是我教过的最差一届学生了！”
6月1日，南开中学高三学生在线上经历最后一次模拟考。受访者供图
额外的工作
上网课的这些天，张勇已经习惯了用手写板代替了黑板，他边讲课，边在上面写写画画，偶尔还腾出手，用鼠标点击PPT翻页。一旁是高拍仪，这是他的备用设备，如果手写板出了问题，他就会在纸上写好后，通过高拍仪呈现。
如今，电脑、高拍仪和手写板，成了张勇的“网课教学三件套”，他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疫情总是突然侵袭，三年的经验告诉他，要做好随时切换线上线下的准备，不然万一突然被隔离，连折返回去取东西的时间都没有，“这毕竟是高三的最后阶段。”
戴舟还记得，本学期第一次接到停课通知，是在三月的一个早晨。清晨六点十分，戴舟套上衣服正要往外冲，一通电话打了进来，“快通知学生们，今天都别来学校上课。”她挨个给学生家长打电话，“又该上网课了。”然后奔赴空无一人的学校，取出教学用具，再回到家时，还不到八点。
进了家门，戴舟就开始配合学校做流调工作。一共九个疫情相关地区的到访排查，得覆盖到所有学生和他们的家长。微信接龙发出后，陆续有家长开始填写信息。她一边等待反馈结果，一边给封控区和管控区的学生分别建群，发放行动轨迹表格，收集他们的健康码和核酸检测结果截图。
接到戴舟电话的时候，一位家长正在给患者修牙，他是一名牙医，无法保证时时在线。但每个排查的时间限制在20分钟之内，眼看着时间流逝，戴舟只能给没反馈的家长打电话。
中午，戴舟囫囵吞下妈妈送进书房的两个包子，然后又开始发表格、打电话。直到晚上六点，她才结束这一天的流调工作，开始为第二天的线上课做准备。
这学期，黑龙江一共停过三次课。每次一停课，戴舟就要开始做流调排查，一做就是好几天，有时候到了晚上十一点，戴舟还不敢睡觉。她笑称，“现在最了解你行踪的，不是你的另一半，而是你孩子的班主任。”做过多遍台账之后，她记住了不少同学家长的信息，“精确到她在哪条街上的理发店，我连她倒班时间都知道。”
正常的教学进度仍得推进。鲍双萍给学生们讲题目时，最怕遇到阅读理解，她总要拿着手里的大段材料，坐在电脑前一字一句地打。而批改试卷时，作文则成了最耗时的一项。字数是一项重要的评分依据，学生们没有画好线条的答题卡，样貌不同的纸张被拍照上传，作文的字数难以判断。鲍双萍只能把图片放大，凑近屏幕，对着密密麻麻的字数出几行几列，然后大概估算个字数给分。
线下课堂的小蜜蜂扩音器用不上了，嗓子可以休息了。可眼睛被累坏了，盯着屏幕太久，鲍双萍先是尝试做眼保健操，后来又买来蒸汽眼罩、按摩仪。可时间久了，她还是得了结膜炎，直到现在都没有好。
在上海封控区生活的刘怀远，则有了更要紧的事。整个四月，闹钟都提前到六点，闹钟一响，刘怀远就要打开手机，上网抢购蔬菜。菜没抢到，他就只能转战各个微信群，寻找社区团购。
空间的秩序被打乱，一些家庭矛盾也被激发。刘怀远曾经接到一位家长的电话，来者怒气冲冲，声音又夹杂着些许委屈。封控在家后，家长发现，网课直播时，孩子一会儿玩手机，一会儿在家里走来走去。家长忍不住呵斥，直到两人越吵越凶。
绝望之中，他找刘怀远寻求办法。“你每天在家里做饭，照顾他，他认为你是个好爸爸，你就已经圆满完成任务了，课堂教育就交给我们。”刘怀远总是好言安慰。
但他心里想，“你终于知道自己家小孩有多难管了。”
张勇班上的学生在上早自习。受访者供图
一切为了高考
5月7日上午，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通报：根据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上海市秋季高考统考延期至7月7日至9日举行。
长久居家学习，来找刘怀远聊天的学生明显增多了，尽管他并不是班主任。
“我为什么这么倒霉，高三这年碰上这么多事。”微信里，有学生抱怨，“完蛋了，我没书读了。”刚经历的这轮考试，她的成绩往后掉了27名，原本擅长的英语也比平时少考了15分。而她的小区有阳性病例，她很担心，“万一不让我考试怎么办？”
刘怀远看到消息后，开始组织语言，一条条地回答她的疑问，“我就是反复告诉她，全市高三学生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止是她一个人这样，在全市一起竞争的情况下，刚好利用这一个月再多复习一轮。”他一边回复消息，一边将事情告知班主任，他们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稍稍放松管理，让学生们以更松弛的状态面对高考。
在鲍双萍的学校里，有学生在某次线上考试时，不小心传错了题目顺序，学生的成绩受到影响，总排名下滑。班主任怕学生失落，只能一次次找他谈心，又一次次找家长沟通。
也有学生前来“自首”。一次复课后，有学生找到戴舟，说自己前些天有节网课没上。习惯于“抓”学生的戴舟有些惊讶，“你为什么要来和我说这个？”学生有些不好意思，“我和你说了这件事之后，就会觉得羞愧，万一哪天再上网课，就不会溜号了。”
有时候戴舟会在课堂上问，“大家的心情怎么样？”2020年首次面对疫情时，这群学生还在读高一。那时刚刚分学科，隔着网络面对陌生的同学和老师，好几名同学上课听不进去，他们问戴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复课？”
戴舟一个视频电话打过去，便能了解他们的生活近况，然后用各种各样的政策和新闻来安慰他们。
高考前，学生们给戴舟送来贺卡和鲜花。受访者供图
高三的课堂上，当戴舟又问大家情绪怎么样？同学们却乐呵呵地回答。已经没有学生再因居家而忧愁了，更没有人找戴舟谈论这些。防疫已经融入了所有人的生活，戴舟发现，一些同学的作文素材里，出现了穿着防护服为大家做核酸检测的医生，还有在社区为大家测温扫码的志愿者。
戴舟偶尔会说，“我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但我知道你们的高中什么时候结束。”高考成为了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学生们联系老师，都是为了询问高考的知识点。
家长们也在为孩子们的高考而努力。这些天，微信里发的“14天内有没有离开本市”，40多个学生家长的接龙都是“没有”，而在此之前，他们的行程轨迹总会让戴舟忙上好半天，“都是为了高考，怕给孩子增加风险。”
6月6日早上八点，张勇的学生们回到了教室，倒计时的标语还停在“距离高考还有17天”。
张勇对学生们做最后的嘱咐：注意天气变化、注意饮食清淡，不要着急，“失眠是正常的，哪怕晚上睡不着觉，第二天照样能考试。”发了考试承诺书和条形码之后，学生们开始脱下校服，让同学在校服上签下名字，然后拍起了合影。
“三年，三年，又三年啊。”张勇在朋友圈发了合影。
最后一课，张勇有些不舍，但高考在即，他不愿再烘托离别的气氛，影响大家的情绪，只说，“认真对待，但不要过于紧张，这不是人生唯一一场考试，路还长着呢。”
张勇没有告诉学生们，如果疫情允许，他还盼着高考后能有机会相聚，再为他们唱一首《凤凰花开的路口》，“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
高考前最后一天，戴舟的讲台上摆着蛋糕，两艘船在蓝海上扬帆起航，同学们将它瓜分，然后把奶油抹得脸上到处都是。捧着同学们送来的鲜花和贺卡，戴舟站在讲台后面哭了，想起过去朝夕共处的三年，她说，“往后珍重”。
对她而言，又一个三年结束了。高考就像一个短暂停歇的路牌。暑假过后，她将再赴下一个三年。
（鲍双萍、戴舟、秦润芳、刘怀远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 王亦心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