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的高考延迟到了7月。这与我当年参加高考的时间很接近，引起了我对当年高考情况的一些回忆。
1961年9月1日开学后没几天，高三年级就进行了文理分班。我因为早就对新闻和法律感兴趣，所以毫不犹豫就报了文科班。也就在那一刻，我告诉自己：从今天起，正式进入了备战高考模式。
说进入备战模式，可当时气氛远没有那么浓厚。高三还有一年的学业要完成，总不能只复习，不学习新的知识。虽然是文科，但数理化不学不行，会影响毕业。不能毕业，何谈高考？再说了，高中三年的知识，如果仅仅学了两年的，岂不是严重缩水？含金量也会降低，我绝不能这么做。因此，高三的第一学期，我仍以当下课程的学习为主。虽然选择了文科，但对数理化并没有放松，只是在闲暇时间，我会反复考虑高考复习计划。到了当年年底，这个复习计划已经成形，就待执行了。
那年，高三课程到4月底陆续结束，并举行了毕业考试。我的高考复习计划早在年初已经开始执行。除了政治之外，其他各科以课本为主，拒绝任何复习提纲和参考书。对各科按照不同情况进行分类，有针对性地安排复习时间。在原有复习的基础上，从5月份开始，一个月为一个阶段，共两个月时间。7月20日高考，复习时间安排到了7月16日。7月份的半个月，对各科从头至尾再来一次重点复习，主要抓薄弱环节的强化工作。
在整个复习过程中，我始终坚持作息时间与全校其他班级同步，不“开夜车”、不延时，听铃声就寝和起床，星期天继续在教室复习。我们班教室位于校园的东北角，独立在一个平台之上，没有相邻的教室，外边有一座假山和一些树木，环境安静清幽，很适合看书学习。我平时总是搬上一把椅子，带上需要复习的书本等，到假山下一坐就是半天，无人打搅，精力集中，效率颇高。在两个半月的复习时间里，除了下雨，我几乎没离开过这一方小小乐土。经过这样反反复复地复习，当时大部分课程真的快到了倒背如流的地步。我信心满满，就等着上“战场”了。
可能大家已经注意到，我的复习计划在高考前的三天时间完全处于空白状态，没有任何学习计划。这是我有意安排的，而且这个计划在高三第一学期就定下了，始终未作变动。这三天的休息是对自己高三一年来辛苦付出的犒劳。决不再翻书本，而是去游览周围的景点，给自己放个假，让自己精力充沛，轻松愉快地走进高考考场。
说起当年高考往事，跟今天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个时候，全国高校数量少，规模又小，最大的大学在校生也不过八千人。这且不说，当年全国正处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有的大学完全停止招生，有的部分停止招生。事后才知道，我们高考那年，全国一共只招生11万人。面临这样的局面，高考学子的升学竞争激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要想给自己打开一条通向大学的通途，那就全凭自己的付出和运气了。
其实，难的不仅仅是高考本身，填报志愿也不轻松。我们7月下旬高考，填报志愿的时间却在转年2月。大学招生人数少，招收文科生的就更少。我原本打算选新闻专业，但全国高校中，只有人大和上海复旦有新闻系，怎奈当年人大新闻系不招生。这样，报考新闻系的计划就“泡汤”了。我排在新闻之后的志愿是法律系，北大和人大都设有法律系，可惜的是，人大法律系不招生。另外，北京还有个政法学院，但其属于一般院校，外地政法院校又不对北京招生。这样重点院校只能报北大一个志愿，一般院校只能报北京政法学院一个志愿，其他的志愿只能由别的专业来凑，因此符合心意的很少，选来选去，总觉得不满意。结果两类志愿，一共只填了十个，其余五个只能空缺了。
如今，每年的高考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考生更是受到家长、学校和社会各界的呵护与关爱。与此相比，我们那时就粗放多了。高考那几天，如果家里没有参加高考的孩子，恐怕根本没人知道。那年高考日期是7月20日、21日、22日三天，烈日炎炎，酷热难耐。我们住校生和平日一样，在校吃住，并未享受什么特殊照顾，却照样吃得香、睡得熟。高考也一样交出了令人满意的答卷。
我们那时候高考，一旦考完，唯一的事情就是等待通知书，所以考完试我就回乡下老家了。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我的录取通知书为什么会直接寄给班主任詹之娥。只记得，詹老师接到我的通知书后，通知到我父亲的工作单位，父亲再告诉了我。之后，我到詹老师家里取回了通知书。我被录取了，但不是第一志愿北京大学。当时高考不公布成绩，更不允许查分，我不知道问题究竟出在了哪儿。结果是：北京大学拒绝了我，中国人民大学向我敞开了大门，虽然没进入新闻和法律专业，但我依然满心欢喜。
来源: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