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了
1972年5月，74岁的周总理被确诊罹患膀胱癌，但是他依旧带病进行高强度的工作，工作人员要求给他进行全身检查，他却说等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的岁数了，能多处理几件事、多忙几天就可以了。”
1973年2月，总理的病情开始恶化，开始大量尿血。由于血块堵住了尿道，他每次小便时都要忍受巨大的痛苦，有时甚至会痛到在沙发上打滚。
1974年5月，癌细胞扩散，疼痛也日益加剧，医生说：如果再不进医院，血尿痛就可能引发心脏病危及他的生命。当他不得不进入医院时，情况已经非常不好了。
一日，周总理散步时询问医护人员，自己还能坚持多久，“你们要把我的病情如实告诉我，我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个交待”。此时他关心的还是工作。
6月1日，总理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两个月后他又接受了第二次。病情不断地恶化，周总理已经意识到自己时日无多。75年9月7日，在会见罗马尼亚代表团时，他坦然地说道：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
到了这一年的下半年，工作人员发现，总理常常痛得冷汗淋漓，浑身战栗，但他始终不肯出生，只有细心的人才能从他紧咬的牙关和皱起的眉头中，看出他正忍受着剧烈的疼痛。
周总理留下一张白纸，让叶帅感慨不已
自从周总理下半年卧床后，叶剑英元帅基本上天天都要去医院和他谈话汇报。当时为周总理治疗的是吴阶平医生，叶帅一再嘱咐他：要多想办法，能多延长一天就是一天，哪怕一小时一分钟。
但是他和周总理的谈话还是一天天的缩短了，从最开始的三小时，两小时到不足一个小时。最后周总理已经无法说法了，他就坐在总理旁边，握着他的手看着他，医护人员们则躲在门外低声哭泣。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前，叶帅把其余人都支开了，没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谈话结束后，叶帅嘱咐医护人员，让他们必须每天24时守在总理身边。
叶帅特别告诉看护周总理的两位护士，让她们随身带着纸和笔，他说：总理生平最讲原则，有什么委屈也从不讲。如果他在最后的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特别是针对某些人的话，一定要记录下来。
1976年1月5日，周总理进行了最后一次手术，1月7日深夜，从昏迷中醒来后，他对吴阶平医生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同志吧，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总理的最后一句话。
总理一直到死，都没有发一句牢骚，说一句不该说的话。所以叶帅最后从护士那里收到的只是一张白纸，当时叶帅捧着那张白纸不禁热泪盈眶，低声说道：他一生顾全大局……
5100元和一个骨灰盒
周总理夫妇一生都非常简朴。周总理生前的工资是400.8块，邓大姐是347.5块，两人的工资从58年到76年加起来也有16万多。但去世的时候，总理却只有5100块的遗产，那15万多都被他们拿去补助亲属、烈士、工作人员、交党费了。
周总理去世前，曾有遗嘱说不保留骨灰，大家遵守了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撒到北京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及渤海黄河入海口。
撒完骨灰后，邓颖超让人把总理用过的骨灰盒保留下来，说自己死后也要用这个骨灰盒。某年立秋，邓颖超的生活秘书赵炜照例把那个骨灰盒拿出来晾晒，邓颖超看见后再次吩咐，我死后就用这个骨灰盒。
赵炜连忙询问她，是不是想和周总理合葬在一起，邓颖超回答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只是避免不必要的浪费。
1992年，邓颖超去世后，赵炜遵照吩咐用这个骨灰盒捧回了邓颖超的骨灰，并把骨灰撒在之前抛洒周总理骨灰的同一个地点。那个见证了周总理夫妇举世无双的爱情的骨灰盒，后来被赵炜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