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是人治色彩非常浓厚的国度，孔子讲：“人在政存，人去政亡。”指的是人在位的时候，所制定的政策、措施仍然存在；人不在位或去世后，制定的所有政策、措施就极有可能被推翻。因而，能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接班人，尤其是大领导，甚至会关系到自己的身家性命和死后的荣誉。这一点，曾国藩就做的就很好。
曾国藩并无严格意义上的接班人问题，因为好多事情，特别是重大的人事安排，他本质上是没有决定权的，这个权力在皇帝手中。但他也不是无所作为，通过提拔人，特别是将其提拔到足以影响朝廷决策这个位置时，可以说就高枕无忧了。
早在打下安庆后，曾国藩就有“湘军有暮气”的判断，即久经战阵，打了近十年的仗，原来的青年已经步入中年，战斗力、士气都会受到考验。而一旦打下南京，朝廷就会逼迫他裁掉湘军。但内忧外患并不会少，因此以后的路怎么走，是必须要考虑的问题。
在选定接班人问题上，曾国藩起初认为弟弟曾国荃可以，毕竟是自家人，但最后被否定，认定能够光大门庭的是李鸿章。多年来他有意培养的人中，李是他倾注心力最多的。曾、李之间的通信、谈话，一起做事情也是最多的。
更让曾国藩钦佩的是，李敢于讲真话。俗话说，百人诺诺，不如一人讷讷，在曾国藩的幕僚、下属中，不乏讲真话的人，但能够坚持己见的，李鸿章是一个。
咸丰十一年，上海士绅委派钱鼎铭，到安庆曾国藩的两江总督府请兵。这对于李鸿章来说是一次绝佳机会，曾国藩决定派淮军援助上海，由李担任主帅。临行前，曾嘱咐李让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先站稳脚跟再说。
在曾国藩的举荐下，李鸿章很快被破格提拔为江苏巡抚。李鸿章也没有辜负曾国藩多年的栽培，到了上海后，除了坚守不轻易出兵外，曾国藩还给他支招，让他“会防不会剿”，即可以与洋人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说白了，就是坚决不当枪使。
李鸿章很快就看清了洋人们的用意，异常佩服老师的眼力，此后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什么创举总拜求曾国藩为首，有什么大政总求老师主持，而且每个月还拿出四万两银子，源源不断地接济湘军。
更重要的是，当清廷每天催促李鸿章带装备着洋枪洋炮的淮军会同进攻金陵时，李鸿章找出各种理由，抗旨不出兵。他深知老师除承受外界的各种压力外，还为怎么把攻打金陵作为曾氏兄弟的大礼来个“晚场善收”。也就是说，曾氏兄弟拼命打下的金陵，自己决不能分功，更不能抢功。
因此，当曾国荃攻下金陵后，李鸿章到金陵拜见老师时，曾国藩率所有文武将帅，出城迎接，并说：我们兄弟的颜面，全靠少荃保全了。
曾国藩曾打算写一本《挺经》，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要坚守得住。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受到了不少指责，早已成为一方诸侯的李鸿章坚决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表明《挺经》是对抗压力之宝，也表明李鸿章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
由于曾、李连成一家，曾国藩的接班人找到了，而这个接班人手握重兵，清廷也无可奈何。曾国藩北上任直隶总督是，几乎没有一兵一卒，裁军做得十分干净利索。曾国藩何尝不清楚，淮军他尚能当半个家，而清廷一旦翻脸不认人，淮军及解散还乡的湘军，立即就会呼啸而起。
同样，李鸿章发迹后不忘老师栽培，甚至声望超过老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镇压捻军、办洋务等，仍与曾国藩坚决保持一致，曾国藩去世后，也一直如此。清末学者夏震武说：“李合肥（李鸿章）、南皮（张之洞）一生所为，其规模皆不出湘乡（曾国藩），数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
曾国藩死后，李鸿章给他写了一副挽联，足以说明了曾、李二人之间承上启下的关系，其上联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相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意思是，我把曾国藩作为我的老师侍奉了近三十年，柴草烧尽了，但火种传下来了，我作为你的大弟子，忝列其中。这自然是李鸿章谦虚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