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想象一个校长在工作之余，会帮着夫人在学校附近摆摊吗？而且他还是大学校长，是中国最著名的大学的校长。这件事真实地发生在七十多年前，这位大学校长就是梅贻琦先生，他担任了十七年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几乎是在清华大学最危难的时候到任主理校政的，上任后，他首先取消了校长的特权与津贴，自己的生活因此变得拮据，于是梅夫人经常在学校附近摆摊，以贴补家用。
梅贻琦先生像 罗雪村
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到跻身国内名牌大学之列，这个过程是在梅贻琦任内完成的，此乃学界共识；现在被大家所称道的“西南联合大学”，其主要管理者也是梅贻琦。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办学处境之艰苦、艰巨，几乎前无古人，其间，梅夫人再一次与学校几位著名教授的夫人摆摊卖“定胜糕”。不堪回首的窘迫状态，却成就了一段后世美谈。
越像就越不像，越不像就越像——世界就是如此的奇怪与辩证。堂堂清华大学的校长，在夫人摆摊时还会站出来帮忙，如今有谁能做得到？那时，清华大学已是大师林立，每次教授们开会，梅贻琦到场后，就找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坐下，只是静听。他还像茶役一样，一看教授们的茶杯里没茶了，便起身续茶。会议即将结束时，有人问梅贻琦有什么要说的？他回答：“吾从众。”什么叫“吾从众”？就是我服从大家的安排。
在学校牛、教授牛、学生牛的地方当校长，不是那么容易站住脚的，况且还得获得大家的拥护，难上加难。梅贻琦有什么超人的本领吗？没有。他的做法据教育家陈岱孙的概括，只有两条：一是注重师资，“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二是民主管理，建立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体制。
1931年年底，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在就任演说中，他提出了著名的“大师”与“大楼”的论断，由此可见他的高度、视野与胸襟。有人做过一个初步的统计，仅以1936年为例，在清华大学的教师队伍中即有潘光旦、冯友兰、朱自清、陈寅恪、闻一多、俞平伯、余冠英、吴宓、叶公超、金岳霖、贺麟、张岱年、吴晗、吴有训、叶企孙、赵中尧、任之恭、周培元、熊庆来等这些如雷贯耳的学者、名师。拥有一个名师，就能造就一个名专业；拥有一批名师，就能造就一批名专业；拥有一个名专业，就能支撑一所学校。而梅贻琦治下的清华大学，名师如灿烂星辰，这所学校当然会变得闪耀而强大。
今天，有许多大学校长都在追求场地、校舍、设施、办学规模，究竟还有多少校长真正把“人”放在第一位，把教师的培养与引进放在第一位？究竟还有多少校长能真正尊重教师，让教师在大学“当家做主”，自己退到“服务”的位置上？在梅贻琦之前，清华大学的不少任校长被师生“赶走”，都很“短命”，而一个没有校长架子、不像校长，甚至还要出去摆摊的人，却顺顺当当地做了十七年校长，被称为清华大学的“终身校长”，你说这怪不怪？
近来读梅贻琦的《大学的意义》（民国大家谈学养丛书之一，朱永新为总主编，古吴轩出版社2016年版），使我对梅贻琦有了一些较系统却粗浅的了解。这本书中，演讲占了很大一部分，或是开学典礼的演讲，或是毕业、结业典礼的演讲，或是其他重大活动的演讲，读起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字深奥，道理却浅显，这不是本事；道理深奥，文字却浅显，这才是真本事。
梅贻琦之所以被师生拥护、爱戴，是因为他是以自己的高尚而谦逊的人格、以自己的“做”“实干”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格局的。清华大学的格局虽然大起来了，但他自己仍旧低调，时人称其“寡言君子”，他自己也说：“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最后，我想用梅贻琦1931年校长就职演讲的两段话，来为此文作结，他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它的特殊地位，不使堕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研究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
他还说：“我们要向高深研究的方向去做，必须有两个必备的条件：其一是设备；其二是教授。设备这一层，比较容易办到，我们只要有钱，而且肯把钱用在这方面，就不难办到。可是教授就难了。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先生不愧为“一个时代的斯文”。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柳袁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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