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来回答1949：君问归期已有期

1949年5月的一天，英国伦敦。

李四光收到一封信件。寄信人是郭沫若，信中只有简短的一段话：总理邀请你重返祖国。

李四光收到信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一刻不停的跑去订了前往香港的船票，恨不得马上回到祖国。

然而不遂人愿，当时由英国开往远东的航船很少，须等待半年左右才能起程。

还没等李四光筹划到新办法，问题就接踵而至。

国民党“外交部”密令“驻英大使”郑天锡，风风火火的找到了在英国学界声名显赫的李四光，强令他公开发表一个声明，拒绝接受新中国的全国政协委员这一职务，否则就予以扣留。

李四光一家真真感受到了水深火热。

一天深夜，李四光从友人处得知，郑天锡要马上就要对他下黑手了。不由得他细想，李四光马上与夫人商定：由他先行出发、只身秘密起程，乘火车经普利茅斯，渡过英吉利海峡，再由法国曲线回国。

一刻也不能等了。

紧接着，李四光从法国辗转到达瑞士巴塞尔，又秘密通知夫人前来会合。随即李夫人在女儿李林的陪同下赶到了瑞士。

11月15日，周总理致信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李四光先生受反动政府压迫，已秘密离英赴东欧，准备返国，请你们设法与之接触，并先向捷克斯洛伐克当局交涉，给李以入境便利，并予保护。”

就这样，一番穿越半个欧洲的旅程，才终于让李四光一家，在12月25日登上了意大利热那亚的航船，一路驶向祖国。

与此同时，远在纽约曼哈顿西83街的老舍，也正在积极筹划回国。

1947到1949年期间，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并参与翻译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戏剧《五虎断魂枪》等。跟美国作家赛珍珠的联系，也让他在英语文学界获得了一定的口碑与知名度。

他的住处，离中央公园距离很近，卡内基音乐厅、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没有多远，可文化生活再丰富，也没法替代永定河畔的一泓清水，正阳门外的一缕阳光。

老舍或许不知道，在他筹划回国的同时，另一场计划悄然筹谋中。

1949年6月18日，美国，匹兹堡。

留美的中国学生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留美科协）。侯祥麟担任第一届干事会常务干事，陈省身、华罗庚、杨振宁、朱光亚等美国著名的华人学者陆续加入了协会。至1950年3月，留美科协会员已达到700人。

这成为了团结留美中国学生的核心纽带之一。

这年12月，中国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了“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筹回国留学生接待事宜。12月18日，周总理通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郑重邀请在海外的留学生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

大洋彼岸留美学生陆续得知了这一消息，一股沸腾的浪潮慢慢开始席卷大家的心田。

1950年1月，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发函给留美科协，称“亟盼火速回国参加工作”。留美科协号召会员回国。留美科协海湾区会与加州大学中国学生会一道，组织了“中国留学生回国服务社”，提供各种帮助，并协助解决由香港北上。

先于这封函件之前，老舍已经通过各种方式费尽周章地回到了阔别14年的北京。

迎接他的，已经是新中国的永定河、新中国的正阳门。

1950年5月18日，美国陆、海、空三军人事安全局召开了一个特殊会议，他们讨论的是一个加州理工学院的教师去留问题。

说来也是奇怪，军方开会，说的却是辞退一个大学老师。

没办法，谁让这人是钱学森。

在这次会议之前，军方的调查组，已经前前后后查了钱学森和身边的家人朋友接近一年。

6月6日，三军根据会议讨论结果，正式签署禁止钱学森接触涉密项目的通知，且于当日指定位于旧金山的美国陆军第六军总部派代表杰克·T·杨上校致函加州理工学院，通知取消钱学森“参与航空和涉密合同研究工作以及获取陆军、海军和空军信息的资格”。

被无故停职的钱学森，早已下定决心回到祖国。美国军方的这一出，让他加快了行动的脚步。

却不知还有一场厄运正在等候他。

1950年8月23日，美国司法部驻洛杉矶办公室，接到了海关在钱学森行李中发现涉密资料的报告。

司法部针对报告进行了分析，决定查封和扣押钱学森的行李，甚至在可能的条件下对钱学森采取刑事诉讼；与此同时，考虑要求美国联邦调查局密切监视钱学森，以防止他离开美国并且将这些资料非法带出国外，以至于落到不友好的外国或组织手中。他们还决定向地方法院申请扣押令。

随即，钱学森和家人陷入了长达5年的扣押与监禁生活中。

5年，几乎让钱学森的学术生涯毁于一旦。

直到1955年。

1955年8月1日。中美之间解决台湾等问题的日内瓦会议重启。

谈判一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依然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中国公民。这时，中方代表王炳南拿出钱学森的写给友人陈叔通的亲笔信，当众宣读，使约翰逊措手不及，便立即要求休会，并马上向美国国务院报告情况。在事实面前，美国政府无奈被迫于8日4日，匆忙通知钱学森，准许他离开美国。

多年后，周总理意味深长地说:

“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举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

1950年3月4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给留美同学的信》，

这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叫做，华罗庚。

当时他已经通过留美科协的工作，顺利从美国到达香港，华罗庚在信中写道：

“中国是在迅速的进步着，一九四九年的胜利，比一年前人们所预料的要大得多，快得多。在1950年，我们有了比1949年好得多的条件，因此我们所将要得到的成绩，也会比我们现在所预料的更大些、更快些。当武装的敌人在全中国的土地上被肃清以后，当全中国人民的觉悟性和组织性普遍地提高起来以后，我们的国家就将逐步地脱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并逐步走上幸福的境地了。”

在美国读到这段话的曹宗巽，当时已经取得了威斯康星大学生物学及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她后来回忆说：

“我们正处于人生中一个重大的抉择。正在关键性的时刻，我们在《华侨日报》上读到了华罗庚教授在香港发表的文章。……字字句句充满了炽热的爱国热情，深深的打动了海外游子的心弦。经过翻天覆地的思考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我们终于下定决心，回到生我育我的祖国去，建功立业”。

1951年10月9日，美国司法部移民归化局正式颁布禁令，禁止学习理、工、农、医科的中国留学生回到中国大陆。

从1949年9月，至颁布禁令，一年间约有20批中国留学生回国，共约千人。

与此同时，从日本、英国、印尼等其他国家陆续回到祖国的留学生也有数百人。

他们陆续成为新中国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力量：

李四光成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中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主要奠基人之一。

华罗庚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成为中国解析数论创始人和开拓者。

钱学森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中国“两弹一星”等领域的奠基人。

老舍创作出了不朽的经典剧作《茶馆》。

曹宗巽成为中国植物遗传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也是中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

在信的最后，华罗庚写道：

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但也许有朋友说：“我年纪还轻，不妨在此稍待。”但我说：“这也不必。”

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

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

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

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这段文字，也正适合在读这篇文章的你。

正所谓：

金马岂真堪避世，海鸥应是未忘机。故人今有问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