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名士一直都是这一段乱世的特殊代表，其在文学、思想、行为等方面的特殊表现，一直为后世所熟知。而提起魏晋名士，很多人会首先想到“隐逸”、“隐居山林”、“纵情山水”这样的情景，甚至“名士”在很多时候，会与“隐士”有着等同的含义。
而魏晋名士在不同时期，对于“隐逸”这件事的态度上，其实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不过，无论是世人誉之的“洒脱倜傥”，还是后世谤之的“欺世盗名”，魏晋名士对于“隐逸”这件事的选择上，往往伴随着 “存异”的目的。
自初期的“竹林七贤”到东晋江左“兰亭名士”的演变，其实这当中已经包含了魏晋名士们，在隐逸这件事上主动性的改变。而魏晋名士在隐逸之事上主动性的演变，也可以反映出魏晋之世时局的发展。
公元263年，洛阳城东市，三千太学生感伤涕零。刑场正中，嵇康抬头望了望太阳，轻抚古琴，一曲《广陵散》悠然响起。
曲毕，嵇康死。
这一年是景元四年，在位的是曹魏魏元帝曹奂，不过朝中掌权的却是司马氏的司马昭。这一年终，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在掌权司马昭的坚持之下，曹魏发动了灭蜀之战，最终覆灭蜀汉政权。
不过，对于当时的名士在来说，蜀汉的灭亡，并没有比嵇康之死，更让人震惊。而作为当时富有名望的“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被杀，体现出了当时名士的艰难处境。
来看一下当时的时局：司马懿“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掌控了曹魏政权。司马懿死后，司马师掌权，废掉魏帝曹芳，立曹髦为帝。司马师死后，司马昭又掌权，又杀掉魏帝曹髦，立了魏元帝曹奂为帝。
在这种局势之下，当时的苦读诗书的文人们，该如何选择？“学而优则仕”、“忠君报国”的传统思想之下，该如何面对司马氏篡魏的时局？
这时候十分有名的文人们，便选择了一条退而求其次的路，那就是“隐逸”。像“竹林七贤”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七人，大都与当时司马氏的统治风格格格不入，才被动地选择寄情于山水的隐逸之路。
当时司马氏因“篡逆”之实，因而不断削弱汉代以来“忠”的概念，大力推行以“孝”为主的名教思想。司马氏借由陈旧的儒学思想，来加强自身的统治。不过，对于司马氏本身的篡逆之举，和日益苛刻的政治手段，名士们逐渐表露出了相反的态度。
其中，作为竹林七贤领袖的嵇康，就多次拒绝了司马氏的招募，还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这是对于司马氏当时推行的以“孝”治天下的名教思想，作出了明目张胆的反驳。这可让在曹魏肆无忌惮的司马氏十分不满，于是找了个借口，便将十分有名望的嵇康处死。
嵇康的死，体现出了当时名士的困境。
因为司马氏的统治太过严苛，还具有明显的篡逆“司马昭之心”，因此原本通过儒学成名的读书人，便十分不满司马氏的统治，于是便选择隐逸山林之中。
而司马氏为了自身的统治，定然也会招募但是有名望的名士出仕，为了躲避司马氏的征召，于是名士们选择像嵇康一样，表达了自己与司马氏统治不同的观念。
不过，如嵇康一般，当时像“竹林七贤”一般选择隐逸的名士，无法抗衡掌权的司马氏，于是面临了嵇康身死的结局。“七贤”当中其他人，在嵇康死后，也大都不得不接受了司马氏的招揽出仕为官。
“竹林”期间的名士，所面临的是与其所坚持的“礼义”“主张”冲突的时局，于是当时的名士不得不选择隐逸，这个过程是被动的。而从结果来看，当时时局并未因隐逸名士的坚持而发生改变，反而当时名士在被时局影响。
“竹林”时期的名士，大概是不会高谈阔论的，除了醉酒、弹琴、高啸的隐士风度影响之外，当时司马氏苛政时局下，妄议国事可能会遭遇嵇康那般结局。于是，名士们不再从名教的角度来议论国事，反而转向了道家 “无为”“玄理”“空谈”的言论。
于是，后世被认为是“误国”的魏晋名士清谈出现了。
清谈何以“误国”？
道理很简单，清谈所论大都涉及哲理和不切实际的内容，怎么“空洞”怎么来，要是说得在场之人没一个听得懂，让人无法反驳，那更显得清谈能力强。而清谈对治理国家的实际作用如何呢？可能很少，正是因为清谈的这种特性，导致了清谈成风的魏晋时期，让人把毫无用处的清谈当成了王朝覆灭的理由。
而魏晋名士，也是被动选择“清谈”这种方式的。试想一下，当时如果以儒生的角度，去谈论司马氏篡魏的历史，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过于严苛的执政方式下，即便表达对司马氏执政方式不同的观点，都可能会遭遇如同嵇康那般结局，当时的名士还怎么敢轻易“大谈阔论”，为朝廷献计献策？
于是，名士们纷纷逐渐转向了，符合隐士清静无为之风的道家学说，当时只要是有名望的隐士，都是世人皆知的名士，而这些名士如何成名？当然不是以对抗司马氏和对司马氏执政指点而知名，大都是在与人清谈时表达独特的观点和卓越的清谈能力，才被人熟知。
如果说“竹林”时期的名士们，还不屑于妥协于朝堂，但后来的名士们，在不得不屈从于朝廷的时局下，也不得不依靠清谈来适应那个时代。等到后来知名的名士们王衍、乐广等人，早就不再需要用“隐逸”的方式，逃避朝廷，反而会借助清谈等方式逐渐靠拢朝廷。
并且，名声如果不显的文人们，还会以接近但是名士为荣，如果能与时下世人皆知的名士有过一场清谈集会，那么便是可以炫耀的经历，自己的身份也可以借以提升。
东晋宰相王导，曾经多次受当时名士点评，王导气不过，便称“我曾经在洛阳时，与当时诸位贤能名士同游，汝等怎么敢轻视我？”言下之意就是，我可是能够与名士们一起参加清谈集会的人，身份自然也十分尊贵，你们比不了。
由此来看，魏晋时期的名士们，在清谈这件事上，由最初的妥协于时局，到最后主动去适应清谈这种名士交游形式，虽然依然是妥协大过于改变，但的确在主动性上已经超过了“竹林”时期，名士们被动隐逸的应对时局方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兰亭集序》
世人熟知的兰亭集会，是发生在东晋中期太和年间的一场文人集会，参与者都是当时颇有名气的名士。像组织者王羲之，后来的东晋风流宰相谢安，当时著名清谈家孙绰等四十余人，无一不是当时响当当的“名流”。
而这些人当中，很多都是士族门阀子弟。像琅琊王氏的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等，陈郡谢氏的谢安、谢万等，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都有人参与。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名士的身份，已经与士族门阀很难脱离开干系。
并非出身士族的名士，有没有？当然有，但很少，原因可以从当时时局的角度去看。
东晋建立之后，士族门阀压制皇权，进而形成了以士族门阀为权力中心的门阀政治局面。于是，士族门阀发展到了鼎盛之期，进而士族子弟也占据了东晋朝廷“高品”，而寒门庶族子弟便很难进入东晋的“上层”圈子。
不仅如此，经过“竹林”之后的发展，名士通过清谈而不断与朝廷靠拢，也因此逐渐发展成为后来士族门阀的主要构成，因此到了东晋门阀政治局面下，士族子弟们通过清谈集会也成为士族阶层的“内部圈子”。士族子弟通过清谈集会，不断加强士族门阀之间的关系，而寒门子弟因无法在江左出仕“高品”，于是便没有了参与名士集会的机会。
于是，看兰亭集会的名士，大都为士族门阀子弟，兰亭集会在某种意义上，算是当时士族子弟的一次聚会。名士与士族的联系，在当时早已密不可分。
而如上所谈及，像“兰亭”这样的名士集会，已经是士族阶层的“自留地”，这也体现出了“兰亭”名士所面对的局面，早就不需要像“竹林”时期的名士那般，还需要靠隐逸来逃避朝廷迫害。
可是，即便是士族之间，也存在朝廷之中的权位争夺。像轮番在东晋掌权的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等门阀，士族之中的子弟在朝中的权位越高，士族门阀越能在东晋朝堂之中占有掌控权。
但是，士族子弟需要靠什么来获得出仕关键官职的机会呢？
在当时出身都相差无几的情况下，自身的名望，决定了可以依据出仕官职的高低。像陈郡谢氏的谢安，就因为名望很高，而被征召入朝，最终才得以在其指挥下，击败前秦的南下护住了江左安宁；殷浩素有名望，也因此被简文帝司马昱重用，充当北伐主帅。
不过，名士的名望如何积累？除了在清谈集会上的玄理玄谈之外，还有一个更便捷的方式，那就是选择隐逸，不过却要高调。
谢安的“高卧东山”和“东山再起”中，东山就是谢安隐居的地方，在谢安出仕之前，一直隐居于东山，直到朝中的谢氏子弟受牀，谢安才以隐士的名望出仕。殷浩在被司马昱征召之前，也有过十年的隐居生涯。
不过，无论是谢安还是殷浩，隐居并不代表“隐姓埋名”，谢安和殷浩的名望一点都没因隐居而减少，反而因远离朝堂、寄情山水的“高风亮节”而愈加被世人熟知。也正是在隐居时的名声积攒，谢安和殷浩才得以入世之后，得以出任高品官职。
包括组织兰亭集会的王羲之，后来也因不满长官王述的管辖，而主动辞官隐逸。可见当时东晋名士，已经不再如同嵇康等人那样，会因为时局的逼迫不得不去选择隐逸。
从“兰亭”名士们主动选择隐逸来看，此时名士们已经有了主动适应时局的选择权。当时名士大都出自士族，而士族又是当时的权力掌控者，因此名士们可以不再惧怕朝廷的迫害。
而为了在权位争夺之中获益，士族名士们还会主动选择隐逸的方式，来提升自身名望，以获得更好的出仕机会。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刻意“存异”地去隐逸，已经是目的性非常强的获益方式。
名士与隐士经常有比较，在大多数的概念当中，选择隐逸的文人，也大都是名士。可是，魏晋名士的隐逸，在不同的时局之下，在主动性上也有着不同的选择。
“竹林”名士，被动选择隐逸，因不满朝廷的统治，这是不得不去存异；
“清谈”名士，妥协于朝廷，逐渐不再因逃避而隐逸，尝试主动适应时局；
“兰亭”名士，多出自士族，属于权力中心，主动隐逸的刻意存异，以士族利益为基础。
综合来看，从“竹林”名士不得不为了避难而隐逸，到“兰亭”名士为了权位而隐逸，这是魏晋名士由被动到主动的隐逸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