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黄骅市的大赵村，有一处三进三出的农家院落，当时算得上村里的“豪宅”，如今在四周一片砖瓦房的映衬下，土坯房显得低矮破旧，现在的屋子里保留着几把木椅，两张八仙桌，一盘土炕，恢复当时开会的情形。就在抗日战争期间，震惊全军的“大赵村惨案”就发生在这里。
1943年6月30日，时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兼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副旅长的黄骅，率领部分干部，在这里组织召开冀鲁边军区侦察通讯工作会议，会议的时间、地点、内容是十几天前在冀鲁边区党委会议上定下的。
当时的情形，眼看青纱帐就要起来，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好时机即将来临，冀鲁边区党委刚不久前在新海县一个叫汪子岛的海岛上召开了会议，讨论如何发起夏季战役。
汪子岛是一个椭圆形的小海岛，此时的八路军115师教导六旅旅长、军区司令员邢仁甫，自1942年4月从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回来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这个岛上。他心里颇有些不痛快，因为在年初召开的边区党委成员生活会上，因搞宗派主义、个人私生活等问题，他受到了包括黄骅在内的党委成员们的严肃批评。上面还安排他去延安学习，他认为这是同志们在排挤他。
这次大赵村会议，从保密和安全的角度说，选择的地点无懈可击，虽然周围韩村、羊二庄、贾象等地都有敌人的据点，可与大赵村相邻的中赵、南赵、曹庄子等村，都是我巩固的根据地；会场设在堡垒户孙海池和杨淑清老两口家，老人的大儿子孙炳炎曾任宁津县抗日救国军县大队队长，后不幸牺牲，杨淑清是村里的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一家人政治上绝对可靠。
这一天，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一天，上午的会议紧张有序，下午的会议接近尾声时风云突变。土匪出身、后被我收编的冀鲁边军区手枪队队长冯冠奎，以汇报工作为由，带人连续骗过布设在村外的岗哨和会场外的警卫，突然闯入会场，连开数枪，将围坐在八仙桌前、毫无防备的黄骅以及军区参谋主任陆成道、军区司令部作战股副股长崔光华等5人杀害，池田、齐耀庭等4人身受重伤，闻讯赶来的3名警卫员也当场中枪牺牲。行凶后，冯冠奎趁乱逃出大赵村。
惨案发生后，驻在距大赵村十余里的邢家王文村的军区领导机关，迅速派人赶往处置。为防敌人趁乱来袭，黄骅等人的遗体当天夜里就被就近秘密安葬。
黄骅，湖北阳新人，1928年参加革命，次年入党并参加红军，从基层做起，历任司号员、勤务兵、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参加过中央苏区发动的五次反革命“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留红军大学工作，任干部二团政治委员。
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黄骅不怕牺牲，勇猛顽强，屡建功勋成为一名智勇双全的优秀指挥员。1937年，在从延安出发东渡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前，26岁的黄金山改名为黄骅。“骅骝开道路，鹰隼出风尘”，这个由儿童团长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年轻革命者，立志要在民族救亡图存的洪流中，做一匹“革命的骏马”。
他担任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当时，冀鲁边区是对敌斗争环境最艰苦的地区之一，在黄骅的领导下，边区的被动局面趋于好转，虽然时间总共不过两年，可工作卓有成效：部队在两个团的基础上，扩编了一个团，利用缴获的战利品还装备了一个直属连，因为战士人人头戴钢盔，被称为“铁帽子连”；组织打通了冀鲁边区与清河区的联系，使得两个根据地之间海上有通道、陆上能联系；各县普遍建立地方武装，仅新海县大队就从十几个人发展到上百人。
大赵村惨案发生后不久，惨案的幕后主使邢仁甫也很快露出马脚。眼见事情败露，他先是投靠了国民党军，后又于1944年2月投降了驻济南的日军，当了汉奸。1945年日本投降后，邢仁甫摇身一变，加入了国民党天津军统组织。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第二天，即被我军抓获。
1950年，经审讯，邢仁甫对刺杀黄骅同志及叛国叛党的行为供认不讳。1952年，邢仁甫在盐山被执行死刑，这个抗战期间八路军队伍中级别最高的叛变者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个叛徒汉奸将遗臭万年。
1952年12月，中共山东省委和山东省人民政府将黄骅烈士的遗体迁至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重新安葬。在英雄山烈士陵园黄骅烈士墓前，暗红色的大理石墓碑上，镌刻着“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冀鲁边军区副司令员黄骅烈士之墓——1952年12月10日立”的字样，墓碑左上角镶嵌着他的遗像，照片中的他一身戎装，面带微笑。
原样保留的纪念馆是一个门前小广场上，矗立着黄骅烈士纪念碑，碑身上镌刻着聂荣臻题写的“黄骅烈士永垂不朽”几个金色大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