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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援（公元前14年一公元49年），字文渊，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从小就以“少有大志”而闻名。十二岁时，父母因病双亡，马援只能与兄嫂相依为命。曾学习过《齐诗》，但他不愿意在经学上讨生活，于文从武。哥哥马况听了他的想法很是惊讶，但认为弟弟迟早会“成大器”，于是便答应了。
马援开始为郡督邮，因私放无辜的囚犯， 自己便隐姓埋名流亡北地，遇赦后就留在当地放牧。他留下的《诫兄子严、敦书》在我国书信体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边疆几年的游牧生活以后，马援自己已拥有牛马羊上千头，谷数万斛。看着眼前这些财物，他感慨地说： “凡人增殖货币财产，贵在能够济贫，如若不然，便是守财奴了。”于是，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分赏给了兄弟朋友， 自己只留下一套羊皮衣裤。他还常常对周围的人说： “丈夫立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
转眼到了第二年春天，镇压五溪蛮的战事也到了最后阶段。当时进攻蛮军有两条路线：一条路近水险；一条路远地平。马援考虑到将士们在外已征战数月，粮草并不宽裕，不能旷日费粮，于是决定从壶头山进军。壶头山高百米，广袤达三百里，是天下著名的天险。马援率领将士们将先头的敌军杀得四处逃散，个个都向竹林中逃去。
但有一部分蛮匪退守在高冈，堵住隘口，虽有千军万马，一时也杀不上去。马援只得命部队开凿山洞，静心守候，伺机再动。怎奈一住数日，并无机会，而天气忽然暴热，引发了瘴疫，令许多士卒死亡。
马援本人也感觉身体疲惫，但只要一有蛮夷的进攻，他就率先出击，以此来激励将士。手下人无不为之叹息，有的甚至心疼得暗自流泪。可惜大将军马援最终没能战胜病魔，死在了壶头山的军帐内，实现了他“大丈夫当以马革裹尸还葬”的志愿。
马援死后不久，被围困的蛮军军心涣散，最终投降。应当说，像马援这样忠心耿耿、北出塞漠、南渡江海、为国捐躯的大将，理应运回厚葬，以示敬仰。但当朝的几个小人嫉恨马援的光明磊落，在光武帝面前极尽诽谤之能事。
原来马援在交耻时，吃惯了那儿产的慧米仁，得知该物能祛风湿、轻身益气，于是回来前，特地买了许多，载回家中。嫉妒他的人借此诬陷，说他投敌卖国，得了无数珍宝。光武帝信以为真，想追问其罪。马援的灵柩运归以后，妻子不敢报丧，只在城西买了几亩草田，草草将其埋葬。
马援一生光明磊落，忠信孝义，虽为武将，但从不失君子风度。据史书记载，马援的哥哥马况死了以后，他整整守孝一年；尊敬兄嫂，每次进嫂子的卧室前，必先戴好帽子，整好衣服。不仅如此，他还以君子之道教育晚辈。当上大将军以后，在南征北战的征途中，仍不忘父辈之责，不忘对他们施以教诲。
马援的哥哥有两个儿子——马严和马敦。这两个年轻人聪明伶俐，但也年轻气盛，好议论讥讽别人，交友亦不够慎重。出于对兄长的敬重和父辈的责任感，马援看在眼里，急在心头。率军平定南越叛军，行至交附时，他忙里偷闲，写了一封家书，专门规诫他的两个侄子，这就是有名的《诫兄子严、敦书》。
全文分两个部分，前一半专门就“好讥议”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 “我一生最痛恨好议论别人长短、胡乱地批评现行政策法令的人”，并告诫他们千万不能有这种行为。信的后一半是谈效仿何人的问题。
马援在信中提到了他所喜欢敬重的同时代的两个人——龙伯高和杜季良。但他希望侄子们学习前者而非后者。为什么呢？原来龙伯高性格敦厚，做事慎重周详，言语谨慎，谦逊节俭，廉能公正而有威望。而杜季良虽然豪侠仗义，但稳重不足，故招来某些人的嫉恨。
马援认为，学习龙伯高，既使学不成也不至于虚伪，至少能成为诚实勤勉之士，正所谓“刻鸽不成还可以像只鸭”；而如果学习杜季良学不到家，就会“画虎不成反成犬”，成为轻浮之人，将来难以立于世上。
马援的这封《诫兄子严、敦书》虽然字数不多，但在我国书信体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书信体散文发展到汉代更趋于成熟的标志，即摆脱了以往书牍文以奏表为主的公文特征，完全呈现出私人信件所内存的真挚、实在、情真意切的特点。
统观全信，视野开阔，对人生有深刻的体悟，处事待人宽厚大度，体现了大将风范。而且语言通俗易懂，口气亲切果断，观点具体明确，感情真挚深沉，生动地体现了一位长辈对晚辈进行谆谆教诲的强烈责任感。
参考资料
《诫兄子严、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