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贝罗贝，法国著名汉语语法学家，1944年出生于波尔多市的一个铁路工人家庭，并在那里完成了小学、中学和大学教育。1972年进入法国社会科学院工作。1973年作为法国第一批交换生来华留学，先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974-1976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后回法国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的答辨。回国后贝罗贝主要从事汉语语法方面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除此之外，贝罗贝还为包括总统在内的法国领导人担任过翻译。
北大的“洋学生”
1974年，贝罗贝和白乐桑等人来到北京大学，进入中文系学习专业课。当时的中国还没有恢复高考，在校生是推荐和保送的工农兵大学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出身工人家庭的年轻人能够上大学的不是很多，贝罗贝本人的学习经历也是很不容易的。他在中学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后来上大学的时候更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但有趣的是，来到中国以后，贝罗贝因为出身在一个工人家庭，也就和周围的同学一样，成了一名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贝罗贝还记得，当时他到中国以后很多人对他说：“你出身在一个革命家庭啊，你爸爸跟李玉和一样，都是铁路工人。”当时，中国流行的一部京剧样板戏叫《红灯记》，里面的主人公叫李玉和，是一个铁路扳道工。
与其他的法国学生不同，贝罗贝已经在1970年从波尔多大学中文系毕业并取得硕士学位，但他不会说汉语，只懂古代汉语和文言文。当时的法国，只有波尔多大学和巴黎大学两所大学有中文系，而在波尔多大学中文系，学生只学习文言文，看《论语》《孟子》之类的书；在任课教师当中，也没有中国人，只有一个法国汉学家——“他是一个很传统的汉学家，只对古代汉语感兴趣，所以我们的老师不会说汉语，学生也不会说”。在来中国之前，贝罗贝认为：“我学的古代汉语就像原始的语言一样，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所以我一直想到中国去。”
在1973年到中国的第二天，贝罗贝就能看《人民日报》，大概能看懂六七成，但“张嘴说话就不行了”。他回忆道：“大概过了三个多月，因为在中国生活，中文讲得已经挺好了。”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贝罗贝始终认为：“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研究中国问题就应当在中国，中国人不能到外国去研究中国。”
在北京大学，贝罗贝的主要任务除了学习中文之外，就是撰写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汉语中的方位词》。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汉语语法学界里的语言学大师朱德熙给了贝罗贝很大帮助，朱德熙每周都亲自来到贝罗贝的宿舍进行指导。因此，虽然贝罗贝为了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论文是用法文撰写的，但是贝罗贝说：“我的博士论文大部分都是在中国写成的。事实上，朱德熙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除朱德熙先生以外，当时的中文系青年教师陆俭明、蒋绍愚也给了他不少帮助，他们现在还是很好的朋友。
参加“开门办学”
作为工农兵学员，贝罗贝在北京大学每天早上也需要看《人民日报》的社论，关注《学习与批判》《红旗》等杂志。除了政治学习之外，贝罗贝积极参加“开门办学”，去了两次农村，也去了两次工厂。他认为：“到农村去，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近距离地同中国的老百姓接触。”
在顺义的一个农村，他和后来当了巴勒斯坦驻华大使的穆斯塔法是仅有的两个外国人，住在一个贫下中农的家里，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当时学校要求学生要做到农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因为当时贝罗贝做过手术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他就和穆斯塔法进行了分工，上午大家都要学习《人民日报》的社论，下午穆斯塔法跟着农民到田地里参加种地和割小麦，而贝罗贝则留在家里和老太太聊天、喂猪。他说：“我们很喜欢干这些活，当地农民对我们也很好，当然也对我们很好奇。”在这个过程中，他慢慢地学会了一些北京方言，并把它们编成一个“北京土话小词典”，还翻译成了法语。此外，贝罗贝还和中文系的同班同学一起，去了北京内燃机总厂，在工人师傅的指导下，做一些小小的零件。贝罗贝回忆道，当时有一个中国学生和他关系非常好，是一位留校任教的工农兵学员，他们俩一起参加编写了王力先生主持的《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我在里面就解释了一个字，就是‘差’字，差不多的差”。
还有一点和其他的法国同学不同，那就是当时贝罗贝已经结婚了，他是和夫人一起来留学的。到北京大学之后，他的夫人在历史系学习中国近代史，博士论文是研究明朝的一位海盗。所以，“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就一直在中国，中途一次也没有回过法国，我不怎么想家。”贝罗贝说。
与汉语和北大一生结缘
回到法国后大概一两个月，凭借在中国的学习研究，贝罗贝就在巴黎第八大学进行了博士论文答辩并顺利通过，在38岁时获得了巴黎第八大学的博士学位，并在两三年后成为了研究员。在刚回法国的一段时间，作为刚刚归国的留学生，贝罗贝还在法国政府里为当时的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等领导人当过翻译。其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德斯坦总统会见华国锋主席时，贝罗贝就是当时的法方翻译。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人，他的地方口音很重，贝罗贝听起来“还是挺困难的”，就由当时在场的中国方面的翻译先把华国锋主席的山西话翻译成标准的普通话，再由贝罗贝从普通话翻译成法语。后来，法国成立了一个东方语言学校，专门培养翻译人才，贝罗贝也就不再做翻译工作，而把精力全部投入到汉语语法的学术研究上面去了。
上个世纪90年代，经蒋绍愚先生提议，北大中文系聘请贝罗贝先生为名誉教授。蒋绍愚先生将贝罗贝的学术贡献归纳为四个方面：把语法化理论介绍到了中国；比较深入地研究了汉语的历史演变；在研究古代汉语的同时重视对方言的研究，具有广阔的研究视野；首先把一些西方的现代语言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但本人又不完全盲从这些理论，有自己的看法。
2015年12月14日至23日，贝罗贝到访北京大学，受聘成为“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并开展了系列学术活动。
12月16日下午，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在临湖轩会见贝罗贝教授，并为他颁授“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学者铜牌。当天下午，贝罗贝教授作了题为“论历时句法研究中后汉和魏晋南北朝前期佛经译本的不可靠性”的讲座，分析了佛经译本特别是后汉和魏晋南北朝前期佛经译本对汉语句法历时演变研究的有限价值，并深入分析了原因。
12月22日下午，贝罗贝教授作了题为“汉语的句法与语义变化”的讲座，从功能—认知角度讨论近年来汉语句法语义变化的热点问题，更准确地对“语法化”“词汇化”“去语法化”“扩展适应”等概念进行定义。他认为“重新分析”和“类推”是语法变化的内部因素，而外部因素则是语言接触产生的借用或者变化。据此，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汉语语法变化模式。贝罗贝教授还参与了题为“汉语史研究的语料、理论和方法”的学术座谈会，与学界同行开展了学术交流。
本文由北京大学校报记者周伯洲根据孔寒冰编著《执着的汉语史学家——法国著名汉语语法学家阿兰·贝罗贝教授口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