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晋朝能像汉、唐那样欣欣向荣，篡权的司马氏可以博得一个好名声吗？
答案是肯定的，如果真的这样，毫无疑问整个司马氏的名声会好很多，司马懿就更不用讲了，毕竟他一没有亲手终结前朝，没有像李渊那样被儿子架空权力，他将会作为一名大一统王朝奠基者的身份，光鲜亮丽的被载入史册。
可能有人会说，篡权者向来不会落下好名声。但我们若全面分析史上的案例，会发现这个观点并不成立：以胜败论英雄、重视结果大于过程是我们的“优良”传统
前后的案例证明，篡权不意味臭名昭著
春秋的结束、战国的开端，正是以两起篡权为标志。韩赵魏三家将老东家晋国瓜分殆尽；东边的卿大夫田氏，也紧跟着把姜子牙的后人赶到了海上，让齐国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国换了主人。
但最终，这两起篡权的当事人，并没有因为自己的行为被世人鄙视。魏国强盛一时、魏文侯魏斯被视为明君的代表；赵国横行河北，铁血赵军更是吸引了一众粉丝；齐国继续闷声发大财，以至于到了楚汉相争时，大量齐人甘愿为田氏而死。
这是司马懿之前，我们看看之后的情况：
被西方学者视为“千古一帝”的隋文帝杨坚，20年开创了开皇之治，将中原王朝的强盛推向了新顶峰。但他帝位的取得，却极端“可耻”：女婿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后，杨坚在“奸臣”的帮助下夺取了权力，其后更是残忍杀害了包括年仅9岁的宇文衍在内的北周皇室，双手沾满鲜血建立了隋朝。
唐朝、五代我们就不再赘述，北宋的建立者赵匡胤，其实跟司马氏半斤八两
同时，柴荣对赵匡胤极为信任，也像当初曹睿托孤司马懿一样，让赵匡胤作为辅政大臣照顾自己的儿子。但可惜的是，赵匡胤比司马懿心急得多，几乎在柴荣尸骨未寒之际，他就迫不及待的导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大戏，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
那么问题来了，为啥都是篡权，战国时的魏、赵、齐，泱泱大隋，封建史上的另类两宋，都在后世享受了好名声？对于政权更迭这种大事，我们的观念一向是极端务实的。天子失道，诸侯伐之；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篡权=不道德，这种命题并不成立；封建王朝=家天下，而对于一个家族的忠心，并不会保持太久，并且即使在王朝上升期，心怀鬼胎者也比比皆是。
结合上面的例子，一个篡权者要落下好名声，其实并非难事。
三项指标满足其一，篡位者就能成功洗白
封建帝王想要青史留名，并不需要以秦皇汉武为参照物。相应指标按照困难指数，由低到高排列如下：
第一层——善待官员、贵族、士大夫、地主阶级，就像宋朝那样，与士大夫共天下。说白了就是保证统治阶层的利益，堵住那些对社会有影响力、掌控力人员/家族的嘴，将他们拉到帝王家族一个战线上。毕竟在古代，老百姓基本上是不识字的，不大可能著书立传，从而影响一个王朝的光辉形象；
第二层——让老百姓过上相对好的日子。这个难度比较大，毕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封建政权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正是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但如果帝王能对地主阶级无限膨胀的野心进行适当压制，依靠法制对各级官员的行为进行些许约束，让土地兼并不那么肆无忌惮，在此前提下，如果没碰上严重到离谱的天灾人祸，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理论上并不难实现。
第二层——对内创新制度，推动社会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轨道；对外痛击王朝的现实及潜在威胁，拓宽中原的生存空间，万国来朝、外族对华夏文明顶礼膜拜。这样的帝王/王朝也许在当时会因为消耗人力、武力遭致一些诟病；但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从长远来看，他们大多会被后世传唱，甚至会成为封建时代的象征。
对于篡权者而言，上述三项指标，如果能满足第一项，就能成为士大夫口中的有为之君，比如宋朝的赵氏兄弟；
如果与第一点不吻合，但能满足第二项，也能被世人铭记，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隋文帝杨坚，虽然对官员极度严苛，但对于老百姓而言，他却是千年难遇的仁慈帝王；甚至隋炀帝杨广在位初期，也延续了父亲大力推行均田制的政策，力图让耕者有其田、贫者有所依；
而同时满足二、三项的帝王，在历史上是稀有物种；而在篡权者群体中，做到这一点更是难上加难。不过万事总有例外，仍旧是隋文帝杨坚。被败家子接班人连累，他的开皇之治存在感较低，但就其成就而言，这一期间在整个封建史上挤得进前三：
杨坚是一位新秩序的创建者，人才选拔体系上，他废除九品中正制，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即后世科举制的雏形；
在官僚制度上，采用五省六曹制，后改称五省六部制，在唐朝时发扬光大；
他励精图治、崇尚节俭，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善待百姓、积极赈灾，在位期间创造了人口翻番的奇迹；
对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削弱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兵不血刃统一南陈，结束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刚柔并济毁掉突厥，被尊称为“圣人可汗”。
……
史学界用政治稳固、社会安定、军势强盛、百姓富足、文化繁荣等美好词汇来形容杨坚在位的20余年。而对于他篡夺权位一事，几乎无人提及。这正是我们务实史观的鲜活体现。
而司马氏家族的开国者（司马懿，司马师，司马炎等），本来也有机会与赵匡胤并驾齐驱，甚至有机会够着杨坚的脚底板。
好的开头、坏的结局，做贼心虚下的恶政必出恶果
他们灭蜀吞吴，彻底结束了东汉以来的军阀割据局面，客观上对中原文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他们一改曹魏期间的严刑峻法体系，对待地主阶级极度宽容，并且善待士大夫，以清谈届的名声来选取官员，身为士大夫舆论领袖的“竹林七贤”，大多在朝廷身居要职；对于土地兼并放任自流，任由权贵们攀比富贵……
在上文所提及的三项标准中，司马氏完美践行了第一条、部分吻合第三条。按理说，他们怎么着也能像宋朝那样，被后世文人代代传唱为“黄金时代”吧?况且当时的晋朝还掌握了强大的军事实力，对周边政权保持着强势的压制能力。
但最终晋朝沦为封建史上的笑柄，自然有天灾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的因素，但最核心的原因，无疑是内部的“八王之乱”，它不仅削弱了中央王朝对地方少数民族雇佣军的掌控力，更使王朝的运行机制彻底被毁，完全丧失了维持体系运转、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还让社会各阶层失去了对司马氏的信心，坠入了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恶性循环。
而造成这一权力争夺战的罪魁祸首，正出于司马氏的“做贼心虚”。
公元265年，司马炎逼迫魏帝禅让之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大封诸侯，家族中几乎所有的男丁都被封王。而他的目的，史书中记载的明明白白：
帝惩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职任，又招诸王皆得自选国中长吏
也就是说，在司马氏一步步夺权的过程中，由于没有分封掌握实权的诸侯王、缺少了地方藩王的保护，导致曹魏的军政大权顺利落入司马家族之手。司马炎吸取了这个教训，不仅大封诸侯，而且给予了这些藩王任用辖区内官员、绝对掌控军队的权利，几乎等同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
但这种政策会带来什么结果，数百年前的秦始皇早已看透：
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
立足于加强中央集权，秦、汉两朝辛辛苦苦建立、推行了郡县制；如今，就这么被司马氏毁于一旦。这种开倒车的行为，造成的恶果最终却让老百姓承担；沦为历史罪人的司马氏，则麻溜的跑向江南，继续他们与世家门阀共天下的美梦。
衡量一个王朝是否值得后人铭记的指标，向来是能否国富民强，能否抵御外敌，能否让百姓安居乐业。两晋的文化繁荣，掩盖不了其成为封建王朝之耻的事实；文人的赞歌，改变不了在近三百年血腥战乱中悲惨活着、痛苦死去百姓的命运。这才是相对合理的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