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谌旭彬
日本在1946年正式推行简体字，比中国早了10年。
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汉字简化，有两点需要检讨。
一、开启简化工作之前，没有确定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
全盘梳理，清查家底，圈出现代汉语通用字（包括常用字、不常用但现代汉语必须使用的字），是进行汉字简化工作的基础性工作。做好了这个工作，才能知道哪些汉字亟需简化，哪些汉字没有必要改动；才能进一步有规律、有体系地进行简化。
通过清查汉字的使用频率，日本于1946年公布了1850个字的《当用汉字表》。1951年颁行了专供取名之用的92个字的《人名用汉字别表》。
这1942个字，是日本对汉字进行规范、简化的范围。不在这个范围内的字，不做改动。
中国1950~1980年代的汉字简化，始终没有做这个基础性的工作。既没有类似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受非学术意见左右而摇摆不定——1952年的第一稿是700字；稍后的第二稿只有338字；第三稿陡增至1634字……
结果，就出现了该简化的汉字没有简化，不必简化的汉字被大量简化的怪事。
很多常用汉字，比如：餐、藏、貌、翻、臀、蠢、罐、警、……，仍然笔划繁多，没有简化；很多罕用字、冷僻字，比如：糰（团）、糶（粜）、癤（疖）、潷（滗）、籩（笾）、颸（飔）、……又都被简化（括号内是这些字的简化字），收入了1964 年的《简化字总表》当中。
没有梳理现代通用汉字的范围，还有一大弊端：简化工作没有办法按照统一原则去处理。
汉字是按照字形、字音和字意三大维度来造字的，没有筛选出通用汉字的范围，会直接导致部分常用汉字被按甲种原则简化处理，另一部分常用汉字却没有得到处理，或者被按照乙种原则处理，进而造成汉字的内部系统，产生不必要的逻辑混乱。
比如，溝、構、購，按照“冓→勾”原则，被简化成沟、构、购。講，却另采“冓→井”原则，被简化成了讲；媾、篝等字，又完全不简化。
原本同属“冓”旁系列的这些汉字，简化后变成了三个偏旁系列，字形系统完全乱了套。
相比之下，日本因为确定了“当用汉字”的范围，范围内的同系列汉字，在简化时绝大部分采取了统一原则；日后扩充“当用汉字”时，也是继承之前的原则，对新扩充进来的常用汉字进行简化，这样就避免了体例、逻辑上的混乱。
二、对汉字实施简化时，不重视类推原则。
简体汉字，主要有两种来源。
一种是按原则类推，将相同的繁体偏旁，一律替换为相同的简体偏旁。
一种是采纳民间早已出现的“约定俗成字”，这种办法往往会突破汉字的体例，没有什么规律可言。
日本学者比较重视前者。中国学者受“群众路线”影响，高度重视后者（70年代的“二简字”，曾直接号召全民参与造字），类推简化的地位非常边缘——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图：上世纪70年代的“二简字”
那些已经在全国范围流行的“约定俗成字”，并非不能用做简化字。但尽量不破坏文字的内在系统，应是汉字简化工作的重中之重。大面积采用“约定俗称自”、排斥类推简化的结果，正是汉字的内在系统受到破坏，体例上出现了很大的混乱。
很多汉字拥有相同的繁体部件，这些繁体部件，本可按照类推原则，用同一种简体部件替代。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去做，为了迁就各种地域性的民间书写习惯，原本相同的繁体部件，反被替换成了多种多样的简体部件。
比如，繁体部件“昜”，本可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昜”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楊→杨、陽→阳、傷→伤。
再比如，繁体部件“登”，本也可以统一简化为一种简体部件。当年搞汉字简化的学者们偏不，他们至少为繁体部件“登”弄出了三种简体部件，分别是：證→证、鄧→邓、燈→灯。另有一些字，繁体部件“登”又根本就不简化（鐙→镫）。
再比如，繁体字“盧”被简化成了卢，按照类推原则，瀘→泸、顱→颅，这种操作本来非常好，但不知道为什么，爐和驢，却又被简化成了炉和驴。
再比如，憶和億，已经按照类推原则，简化成了忆和亿，剩下的臆和噫，当年的学者们却又不简化了。
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汉字固有的逻辑体例，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
相比之下，日本学者在简化汉字时，会比较多地顾及到汉字体系的完整。新加坡文字学者谢世涯如此评价他们的工作：
“约定俗成和类推简化是会产生矛盾的，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范围，而且他们的简化工作较保守，……同时也比较坚持类推的原则，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现象比较少，中国则层出不穷。”
中日两国的汉字简化，之所以存在上述两点区别，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首先，两国在实施汉字简化时，对汉字的定位不一样。上世纪50年代，中国曾致力于推行“汉字拼音化”，简体字被定性为“汉字拼音化”的一种过渡。日本简化汉字的目的，是为了规范字形，控制汉字的日常使用数量。
其次，中国的汉字简化工作比较重视非学术意见，比如针对1952年《常用汉字简化表草案》第一稿提出的“汉字数量必须大大减缩，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实际上未必妥当，但得到了很深的贯彻。
图：《简化字总表》封面，1964年出版
细说起来，缩减汉字总量、“一个字可以代替好几个字”，这种做法，其实违背了汉字的演进规律。
一种成熟的文字，会同时追求“书写的便利”与“表意的准确”。具体到汉字，前者表现在形体的简化，自唐宋而下，汉字在使用过程中自发出现了大量的简体字。后者表现为汉字数量的增加，比如，当“云”字被大量用于“孔子云”、“孟子云”时，古人会另造出了一个新字“雲”，来指代天空中的水汽结合体，以区别于“孔子云”的“云”。
强行将水汽结合体之“雲”，与孔子云之“云”，一概简化为“云”，很容易造成词义上的困扰。2006年，某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节目中，谈及“子云笔札君卿舌”，错把“子云”解读成了“子曰诗云”。其实，这里的“子云”，是指汉代名人谷永（字子雲），如果不一味追求“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子雲笔札”是很难被理解错的。
大规模的“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给汉语“表意的准确”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比如，面和麵（麺），本是两个意思完全不同的词。前者指脸部、脸面；后者指粮食磨成的粉。古人读《水浒传》，读至“睡到四更，同店人未起，薛霸起来烧了面汤，安排打火做饭吃”一段，可以很准确地知道，所谓“烧了面汤”，是指烧洗脸水；但今人来读，就很有可能把“烧了面汤”错解成煮面汤来吃。
再如，适和適，在古代不但是两个不同意思的字，连读音也不一样。“适”读kuo，是疾速的意思，“適”读shi，是到哪里去的意思。强行用“适”来代替古代的“适”（kuo）和“適”，那要分清这些古代名人——南宫适、李适、高适、沈适、赵汝适——究竟是“适”（kuo）还是“適”，就很要命了。
说起“適”，还有一个问题：同样拥有繁体部件“啇”，適→适，“適”被合并到了“适”里，“摘”字却原封不动，没有简化。这种体例混乱，在1964年的《简化字总表》中，比比皆是。
当然，汉字在日语中的地位，完全不同于汉字在汉语的地位。之所以就中、日两国的汉字简化做这样一番对比，既不是要贬低汉语，也不是要贬低汉字简化（汉字简化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而是想说：语言文字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必须慎之又慎，缺陷一旦造成，往往已没有弥补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