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18日，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偕同妻儿辗转来到海外，开始了又一段辉煌壮丽的人生。
1942年2月4日，日军占领了新加坡，郁达夫和胡愈之、王任叔等19人被迫撤离。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省一座叫“巴爷公务”的小镇住下。不料这里也被日本宪兵侵占。
郁达夫改名“赵廉”，开始蓄胡子，自己写作旧诗，抒发对亲人、故乡的思念。1938年12月，他的母亲陆氏拒绝为日军做苦役躲进鹳山冻饿而死；1939年11月，他的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因从事“司法抗战”被日本特工暗杀。每想起这些，郁达夫“不是失声痛哭，便是默然豪饮”。
为了隐蔽身份和解决生计，他们经营“赵豫记酒厂”，酒厂的老板就是郁达夫，经理是张楚琨，帐务是胡愈之。由于郁达夫巧于周旋，这里还比较安全。许多文化界人士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青年也来到小镇避乱。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郁达夫又开办了肥皂厂和造纸厂。“赵豫记酒厂”成了抗日人士的活动中心，在郁达夫的掩护下建立秘密组织“同仁社”，搜集情报，开展抗日宣传。
有一次在巴爷公务镇的侨长蔡承连家里，一个日本宪兵发现郁达夫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即报告上司，于是郁达夫被迫给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他编了一套假履历，不断来往两地之间，利用合法身份保护当地华侨、印尼人和我们逃难者。很多华侨都愿意找他帮忙，他对华侨有求必应。我清楚地记得他那瘦削的脸上留着两撇短胡子。对人和善，总是彬彬有礼的样子……对他忍辱负重的高风亮节愈加敬重。”
苏东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四五个筹赈会委员，来势汹汹要搜捕华侨领袖陈嘉庚，请求当地宪兵部协助。“赵廉”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宪兵队长大怒，用日语大骂，那几个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赵廉”用中国话教训这几个人：“你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一文里提到，他1947年2月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当面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同年5月，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位负责人也对他说：“这位赵廉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然而危险也在一步步向这位“赵廉老板”逼近。1944年初，一个受过日本训练的福建籍特工洪培根向日本宪兵部告密，说“赵廉”就是郁达夫！
汉奸告密的消息传来，郁达夫赶紧通知并建议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离开巴爷公务镇。他们劝郁达夫一道走，达夫明确地表示：“我已被监视，只能不动声色，你们必须快走。”这时他已有牺牲准备，决心掩护别人撤退。朋友们为他担心，他斩钉截铁地说：“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这些掷地有声的话，深深地留在了患难战友的记忆里。
不久，日本宪兵摊牌，亮出他们搜集来的郁达夫著作，说：“赵先生，你并不姓赵啊！”郁达夫早有准备，镇静地回答：“你们为什么早不问我啊？郁达夫是我早年写作的笔名。”对方说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上海或东京去，他断然拒绝：“我哪儿也不去！”当时日军只是严加监视，并未逮捕他。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郁达夫带着胜利的喜悦，开始考虑如何在海外为祖国的复兴做些工作。他首先召集当地华侨，组成了一个欢迎联军凯旋的筹备委员会。
1945年8月29日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和蔡清竹等几位华侨商谈迎接联军事宜，突然进来一个身穿便服的印尼青年，操一口马来语，要郁达夫出去一下。几位华侨等到深夜11时，仍不见郁达夫回来，便分头寻找，但没有找到。这一年达夫49岁。
国内外对郁达夫烈士的关注和对他被害详情的调查，一直没有间断。1985年9月27日，新华社曾报道：日本横滨市立大学副教授铃木正夫，早在1966年就开始了对郁达夫南洋流亡生活的研究。他3次到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等地调查，寻访了上百名当地人，终于找到了当年的日本宪兵班长，就是他下达了杀害郁达夫的命令，从而证实了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杀害的推测。
铃木正夫与这个宪兵班长、头发花白的75岁老人在日本见过面。宪兵班长承认：“责任在我，是我对几个部下下令绑架处决赵廉的。”宪兵班长说，“如果他活下来，日本将会被他毫无遗漏地暴露出来，这终将成为证据”，所以，宪兵队在奉命撤退以前，便决定对郁达夫下手。8月29日晚派4名宪兵，找了一名印尼人骗他出来，把车开到附近荒野，在一个山崖下把赵廉，也就是郁达夫活活掐死。
郁达夫从此完成了从浪漫诗人到永生战士的人生转型。南洋海面上，回荡着他为抗战奔走呼号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