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本名郑森，因隆武皇帝赐国姓“朱”，名“成功”，所以得此名，时人常尊称其为“国姓爷”。
虽然他是南明隆武政权敕封的忠孝伯，但实际上，隆武帝也只是郑芝龙“挟天子令诸侯”的傀儡玩偶，隆武政权完全寄生在郑芝龙海商集团的躯壳上。
然而，郑芝龙对这种“一人之下”的感觉并不满足，在清朝大学士洪承畴的利诱下，郑芝龙带着几乎全部军事力量北上降清，这直接导致了隆武政权的覆灭。
所以，当郑成功与父亲恩断义绝在金门艰难的继续擎起明朝大旗的时候，明朝实际上已经无君，隆武帝已于此前的1646年八月在汀州被俘身亡。
但深受儒家忠君报国思想影响的郑成功，自号“忠孝伯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以儒生组军，从最初起兵时的九十几人，发展到几千人，再到1658年北伐南京时的20万兵力，都折射出郑成功优秀的治军能力和时时涌上心头的国仇家恨。
在经历了两年有君号却无君在位的尴尬处境后，郑成功于1648年九月获悉朱由榔在肇庆登基的消息（彼时已登基3年），兴奋的说道“吾有君矣”。在南明最后的历史当中，西南的晋王李定国、东南的延平王郑成功成为大明王朝最后的余晖。
除了坚持抗清，郑成功的另一大功绩就是收复失陷荷夷38年之久的台湾。
明朝丢失的领土，由明朝将领收复，也算为明朝这个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挽回了落幕前的尊严。
但是，对于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一壮举，史书记载却存在大量的细节缺失，其收复台湾的确切时间、什么地点登陆，甚至这位民族英雄的音容笑貌究竟如何，都没有准确的记载，以至于流传于后世的郑成功肖像神形各异。
这一方面是因为清朝定鼎中原后将明朝历史定格在了1644年，不承认弘光、隆武、永历等为明朝的延续；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郑军属于军事组织，无法像稳定政权那样有史官时时记录。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历史学家江树生在荷兰才发现了一本由荷兰人菲利普·梅所写的日记（《梅氏日记》，记录了1661年4月30日至1662年2月9日郑成功统领军队渡海东征的具体状况以及郑成功本人的相貌描述，我们才能在300年后一窥这位英雄人物的真实形象，获悉了郑成功大军准确的登台时间和地点：1661年4月30日上午10时至12时，台南市西南开元寺一带。
但是，梅氏只是荷兰土地测量师，他所能见到和记载下来的内容十分有限，更多的战争细节，包括郑成功收台军队的刻画、战前巴达维亚对郑军的军事动向预判等，都不得而知。
2009年底，台湾学者徐宗懋在日本出差时，偶然在文物店发现了一本17世纪的荷兰古籍，里面有大量的台湾插图，但因售价昂贵，未能购回。
2010年初，获知消息的闽台缘博物馆当即决定购藏此稀有古籍，经翻译后得知，这本古籍的作者正是当年被郑成功击败的荷兰驻台湾总督揆一。
揆一在败于郑成功军队后，被荷兰东印度公司以“抗命投降”罪监禁长达7年，为了替自己辩护，揆一引用各种公文、书信、评议会记录等原始材料，撰写了《被遗忘的福尔摩沙》（又名《被忽视的福尔摩沙》）一书，详细记录了郑成功收复台湾前后的诸多细节，是同类记载中最详尽的，大量补充了我国史料的不足，更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大量的铜板插画。
《被遗忘的福尔摩沙》成书于1675年，由于属于私人著作，并未大量出版，能够完整保存335年之久并先后辗转荷兰、日本，最终来到中国，十分可贵。
书中详细记载了郑成功麾下士兵双手持剑，身穿铁甲，手臂大腿裸露，在攻打热兰遮城时用炮28门等诸多细节，甚至还明确记载了郑成功有两队黑人士兵（中国史籍没有记载），给荷兰人造成很大杀伤。
2013年，经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文物鉴定小组鉴定，《被遗忘的福尔摩沙》定为了国家一级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