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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心和正义感是众多将领起义的思想基础
从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开始，人民军队的序列中就有国民党起义军，井冈山时期也有国民党起义军加入红军。应当说，国民党军弃暗投明举义旗，贯穿着新中国成立前人民解放军的整个历史。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陆海空三军和联勤总部共有188万人起义投诚,对于瓦解国民党的统治和加速整个解放战争胜利的进程,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投诚,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上的原因。
政治、经济甚至外交上的腐败是众将领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
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官员以“接收为名，行“劫收”之实，“三洋开泰”“五子登科”。更有官商勾结，将完好的机器砸碎卖废铁以牟利。杜聿明曾直接向蒋介石明述他怀疑国防部作战厅厅长郭汝瑰是共产党，理由十分奇葩：“一不好女色，二不贪财，甚至连自己家里的沙发都是打上补丁的!”连国民党自己都要以是否到处捞银子来判断党派之分，腐败程度可见一斑。
内战时，每当即将败走麦城，国民党军队便会蓄意损毁当地的车站、码头、水电厂等重要设施及档案卷宗；为了得到美国支持，蒋介石不惜拿主权当礼包，以致美国的势力渗入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凡此种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的做法，使得国民党将领内部对自己的事业和信仰产生了怀疑，“失去了信心”。
派系斗争、内部倾轧是众多杂牌军纷纷起义的重要原因
蒋介石用人三大原则:黄埔门生、浙江同乡、亲信嫡系，只要符合这3个条件中的任意一项或两项，即使无才无德也照样升官发财。如抗战时期著名的草包、“长腿”将军刘峙，平汉线作战一溃千里；卫戍重庆时“大隧道惨案”万人窒息，国人皆曰可杀，但因为他出身黄埔，又是嫡系中央军前身——党军的团长，所以始终官运亨通。
解放战争中，蒋介石袒护嫡系、任人唯亲的做法变本加厉:嫡系将领骄横跋扈，中央军装备精良、常常无功受赏;非嫡系将领则处处受制于人、有职无权，他们的部队多被分割、缩编，有时连最基本的军需物资都得不到解决，偏偏又打仗在前、有功无赏，在后方的家属还受到特务监视。
如辽沈战役中长春起义的滇军第60军，从温暖湿润的西南地区被直接海运冰天雪地的东北打内战，部队被拆分的七零八落、四处驻防，身为军长的曾泽生有时麾下连一个营都凑不齐，该军184师在海城起义后，东北“剿总”干脆调来一个由军统武装交警总队编成的暂编52师加入该军，负责随时监视，而且这个师的人事安排等事宜，第60军一律不得过问。
很多起义将领都经历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久经战火考验，早已看淡了生死，但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和正义感使他们本能的厌恶内战、不愿意继续打下去。如解放战争中最早大规模起义的原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兼新8军军长高树勋，参加过护国战争，讨伐过张勋复辟，支援过五四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出于民族义愤拒绝内战而毅然离开部队，积极帮助冯玉祥、吉鸿昌等人筹建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全面抗战爆发后，他始终坚持民族大义，曾将变节投敌的上司石友三就地正法。这些经历成为高树勋日后主动与共产党建立联系、战场起义的重要阶梯。
还有率部在南京江面起义的原国民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林遵，他出生于海军世家，自幼深受家族祖辈林则徐严禁鸦片、抵御外敌的爱国事迹影响，先后在北伐革命、抗日战争中都有积极表现。其他如傅作义、黄樵松、邓宝珊、张轸、程潜、董其武、陶峙岳等一大批国民党起义将领，都有着类似的革命经历和进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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