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四海之时，采用法家战术，以法律规范天下举止、巩固江山。其他学说虽然受到压制，但尚有一些苟延残喘机会，在儒家学说所推崇的仁义却遭到大面积的毁坏。
秦始皇的暴虐统治的确是损坏了江山的根基，采用法律治国固然没错，但期间却瞧不起其他学说，大力打压。
汉武帝倒是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学说推向政治的巅峰。然而，过于讲求仁义治国、蔑视法律，损坏社会秩序，使得儒家学说与皇权挂钩，成为朝廷政策的腐朽之物。
若是这般来说，儒家和法家所尊崇的学说皆不能作为统治国家的工具。但其实不然，历代王朝满口的仁义道德，固然是坏了江山的根基，而秦始皇的法治也因暴虐致使江山灭亡。但若是秦始皇仅仅以正确的法治治国，辅以儒家的仁义之说，江山千秋万世也未尝不可。
而这一点学说在历史学家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之中，便有表明。黄仁宇提出这个观点并非是一家之言，而是统筹5000年历史全局而得出的结论。
1587年，对于兴盛的大明王朝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一来是原本勤政的万历皇帝开启了三十年不上朝的先河，二来便是海瑞离世。
历史上所谈起张居正，必定会赞扬在大明王朝所做的贡献，教导出的好帝王。而张居正在治国方面所推崇的便是儒家学说，张居正认为“道德应代替法制”，而万历皇帝自然是耳濡目染，在张居正教导下的万历皇帝，自然是一身仁义正气。但是张居正去世之后，万历皇帝的世界观崩塌了。
张居正所谓的仁义道德，只是本身的面具，其实骨子里张居正乃是贪图美色、排场极为奢华之人，这与之前所教导的克己复礼完全是背道而驰。万历皇帝被忽悠这么多年，自然是难以接受，开启与张居正的作对模式。
而海瑞的思想自然是与张居正相同，主张以礼仪感化百姓，而在天下案件之中，更是将这一条规矩发挥到机智，公平与否从来不在海瑞的考量范围之内，道德才是判定案件的最高标准。
德治最早要出现于《尚书》，讲述尧帝以德治而平天下，将九族归为一体，万邦安康。而经历商朝的暴虐统治，周朝更是将德治推崇到一个新的阶段，祖宗礼法之中表明君王须有德行傍身，以德服民。孔子的出现，加上周游列国，将儒家学所推上巅峰。除去秦朝的法治，历代皆要对德治进行一定的规范与整理，以此来为皇权服务。
梁启超在这一方面曾有深刻见解，所谓德治其实是感化民众，以统治百姓思想而生。百姓通过感化，知耻辱、明是非，自然江山安然无恙，其实这就是一种思想上的压制。因此历代帝王企图不断加强德治，以此来用德治将百姓磨练为一介圣人、君子。
如此说来，其实德治是百姓有德，而并非是君主有德。所谓的德治乃是君主强加在百姓身上的枷锁，德治其实就是人治，而人治的最高者便是专制，以此来麻痹百姓思想。
虽说历代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德治却不是万能的，而人非草木，乃是有思想的独立个体。历朝总有睁眼看世界之人，思想觉悟超前的并不缺乏。这些不屈服于压迫的思想，是道德所无法统治的。而君王的一味思想，还是以道德出发，站在道德的最高点上管理百姓，要求人人服从，人人如圣人，如此一来江山必然动荡！
同时在《礼记》、《孟子》等学说之中，讲究君主有德，这又是一大疏忽。儒家之人确实是明确，若是帝王不仁义，百姓是有资格反叛的。但是为了儒家德治可以为皇权服务，政治家将德治与皇权揉合在一起，将皇权定为不可侵犯，放在了圣坛之上。君王就算政治不清明，百姓也必须臣服。
但是在这种德治的阴影之下，无数学说应运而生，不少伪君子更是利用满口的仁义道德，为君王服务，以此来压榨百姓，麻痹古人思想，实现君王的长治久安。这般情况之下，国家看似清明，其实根基早已经腐朽不堪。
因此黄仁宇提出，以道德代替法制，以仁义礼智信来约束百姓，企图将其变成圣人，无欲无求，将帝王统治传达下去，这般的社会必然走向崩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