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承的历史长度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者关注的重要指标，也是我们在讨论文明发展史时着重探究的一个热点话题。
一直以来，我们常常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积淀过程中所形成的、博大精深而又丰富多样的深厚文明底蕴和文化魅力所折服，自然也就对其五千余年的发展历史保持着笃信不疑的态度。
但是，最近一项新的研究重新激发了关于华夏之源的时代性激辩——中科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孙卫东，对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提出了迥然不同的看法——“中华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
这一说法的出现，无疑地在社会上和学术界都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社会各界人士对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最终形成了众说纷纭的混乱局面。
当然在笔者看来，这种“埃夏论”的说法真正算得上是漏洞百出，实属无稽之谈，今天便与各位共同探讨一下孙教授在该研究中的认知错误性。
殷商青铜器与古埃及青铜器之间的联系，据孙教授出品的观点，他在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和古埃及青铜器进行对比研究的过程中发现，这两者的放射性特性契合度奇高，而该类型的青铜原料与中国中原地区本土矿石的相似性很低，只在云南边陲地区有矿产分布。
但同时他也指出了在当时的科技条件下，这种长距离的原料运输基本不可能实现。在进行一系列的研究之后，他根据前面的发现提出了大胆的猜想：
中国殷商时代的青铜冶炼与锻造技术是通过所谓的史前丝绸之路传入到中国的，而那些传播者的来源则应该是西亚的喜克索斯人。
起因是在公元前17至16世纪，喜克索斯人成功地统治了埃及北方的一部分地区，但最终被当地的土著群落所驱逐，在逃逸过程中将青铜器等技术传播到了其它地区，可能恰巧有一部分喜克索斯人因此到达了中国。
乍一看起来，这种说法貌似有板有眼，颇具说服力，但实际上是经不起推敲的——既然连从云南运往中原地区都如此艰难，那又怎么可能将青铜这种重物搬迁数千千米到达中国来呢？
首先，就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的确是在殷商时期青铜器才开始出现，而之前的所有时期都只发现陶器和原始瓷器。
然而，这还不足以说明青铜技术是从外部传入的，考虑到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与时代背景，由于国家强横的军事实力以及吸收了外来民族的融入，殷商的人口和土地都发生了较大规模的增长，容易得知殷商时期的奴隶制农业生产相比之前有了相当的进步，已经充分具备了改进生产工具的生产力基础和需要，所以青铜冶造技术的发明绝非偶然。
目前的现代考古学研究证明了，最早的青铜器制造的确不属于中国，而是在约公元四五千年前的中东地区两河流域附近（伊朗南部一带），但仅凭这一点还远远不能得出结论中国的青铜器自外部传入的，更不能凭借所谓的青铜成分与本土矿产不匹配来说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与埃及青铜器同宗同源。
况且，按照当时的运输条件和承受能力，人口流动携带的物件极其有限，且主要应该是以贵金属和技术流通为主，不存在大件青铜器超远距离运输的能力。
所以，两地青铜器的相似性应该是偶然发生的，并不存在实质上的直接联系，很难有从古埃及迁徙至黄河流域的可能。
出土的甲骨文和《史记》对于夏朝扑朔迷离的记载，孙卫东发现，在这样一部接近权威的历史类鸿章巨著中，《史记》相对详细地描述了夏商周乃至三皇五帝时期的许多重要历史事件与传说，其中便有对夏朝“大禹治水”事件的叙述：“尧舜时，九河不治，洪水泛滥……后舜用禹治水，禹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疏通河道，因势利导，十三年终克水患。”
孙教授解释说，中国域内并无自南向北流的大河，而原文中的“通九道”与古埃及尼罗河的河床分布有着极大的相似之处，所以他认为这里大禹所治之水，实际上可能是埃及尼罗河。
姑且抛开他对文言文的解释是否失当的问题不论，也暂时不谈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大概率出现的河流改道问题，单是就现在的水系脉络来看，临近中原地区的黄河“几”字形左边流向正是自南而北无疑。再说甲骨文中缺乏对如何推翻夏朝这种重要的大型战役描写，此事的确存在着许多疑点，但笔者猜测可能跟某些政治隐秘有关，因而被类似于“焚书”之类的原因所销毁。
总之，孙教授解释的这些原因都缺乏足够可信度，更多的大概倾向于其主观层面的臆测，不足以成为所谓“埃夏论”的理论支撑。
由此可见，孙卫东的“中华文明的最初起源地可能是古埃及”言论存在着很多的认知谬误和史料欠缺，并无资格成为关于华夏文明起源的新论题。
至于其为何冒失地公然发表这样言论，大概是想借此机会炒作一番自己的名气，体现了带有功利性质的对学术研究不负责任的态度。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家李云坤（音译）指出：“历史研究和民族主义两者之间的本质的关联，未必意味着民族主义对历史研究存在固有地破坏。”
对于类似孙卫东这种的新奇观点，我们历史爱好者与研究者应该在谨慎审辨的基础上，葆有充分的耐心和爱国热情，相信自己民族的优越性和创造力，科学严谨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