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的灭亡因素中，关外后金的崛起可以说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而这一切的根源则是明朝经略辽东的战略失误。自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明朝先后与后金多次爆发战争，其中尤以萨尔浒之战和松锦之战的结果最具决定性，可以说是后金崛起、明朝衰亡的关键战役。
纵观整个明朝时期，辽东虽然被纳入了大明管辖，但由于当地少数民族众多，而生存条件又过于恶劣，因此长期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且完全推行军管制度，再加上仁宣以来明朝的战略收缩，这给后金的崛起提供了可能。
万历十四年（1586年），努尔哈赤以祖、父遗甲十三副，逐步征服海西女真和野人女真，而最初明朝仍然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即使努尔哈赤在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自称国王，又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汗，明廷对其仍然没有过多的关注。
直到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由起兵反明，先后攻掠多地，明廷这才开始将目光转向辽东，抽调川、甘、浙、闽等省兵力驰援辽东，同时通知朝鲜、海西女真叶赫部出兵策应，准备一举歼灭努尔哈赤，萨尔浒之战序幕就此拉开。
历经半年，各地援军先后抵达沈阳地区，合计总兵力11万人，对外号称20万，对后金方面则号称47万。明朝军队虽然是清军的1.8倍，但由于朝廷粮饷不足，士兵逃亡不止，再加上各支军队互不统属，将帅之间掣肘严重，战斗力其实并不强。
然而，朝廷并未给主帅杨镐整顿军务的时间，在朝廷的不断催促下，杨镐只得在刚刚下过大雪，道路泥泞不堪的情况下出兵，再加上分兵策略的失误，以及情报的泄露，导致明军被逐个击破，惨遭战败。
此战过后，明朝在辽东的主动权完全丧失，彻底失去了趁机剿灭后金的能力，开始进入被动的战略防御阶段，再也无法遏制后金在辽东的崛起。也正是在萨尔浒之战的同年，努尔哈赤正式称帝，国号大金。
松锦之战：明朝彻底丢失辽东，被迫退守山海关以内在逐步实现对辽东的掌控之后，努尔哈赤便开始不断向明朝边关推进，虽然此时明朝关外只剩下了最后一道防线——关宁锦防线。然而，面对这道防线，努尔哈赤始终难有建树，直到自己去试，也没能成功破关。
皇太极继位之后，在关宁锦防线难以攻克的情况下，改变战略不再向明廷进攻，而是通过两征朝鲜、拉拢和进攻蒙古诸部，先行解决了入关的后顾之忧。至此，皇太极才开始将战略重心调整到关宁锦防线。
崇祯十三年（1640年）三月，皇太极汲取过去教训，制定了长期围困、围点打援、迫其出降的计划，先修筑义州城作为阵地，再收割锦州城外庄稼、扫除外围据点，切断锦州驻军与外部联系，之后又于次年在锦州城外铸造营垒、挖掘壕沟、竖起栅栏，将锦州围的水泄不通。皇太极的计策果然奏效，由于锦州东关守将吴巴什降清，导致锦州外城失守，锦州守将祖大寿连忙向朝廷告急，崇祯急令洪承畴水岸聆步骑十三万“刻期出关”。
崇祯十四年（1641年）四月下旬，洪承畴率领大军抵达松山与杏山之间，二十五日双方在乳峰山交战，清军失利、几乎溃败，洪承畴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取胜后便驻扎宁远，探查锦州虚实。而兵部尚书陈新甲则以兵多饷艰为由，主张速战速决，催促迅速进军，崇祯帝于是诏令洪承畴“刻期进兵”，同时分别任命马绍愉、张若麒为兵部职方主事、职方郎中督促决战。在洪承畴被迫出军的同时，皇太极则命人在王宝山、壮镇台、寨儿山、长岭山、刘喜屯等地挖掘站好，包围松山一带。
明军与清军决战于松山、锦州地区，清军突袭明军囤积在笔架山的粮草十二堆，粮草被夺的明军本打算次日一早突围后修整再战，然而大同总兵王朴回营之后便立即率领本部人马率先趁夜突围逃跑，结果导致明军各部争相突围，顿时阵脚大乱。
最终，总兵吴三桂、王朴等逃入杏山，总兵马科、李辅明等奔入塔山。洪承畴等人突围未成，困守松山城，之后在“转饷路绝，阖城食尽”的情况下，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以为内应。松山城也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十八日陷落，总兵邱民仰、王廷臣、曹变蛟被杀，洪承畴、祖大乐兵败被俘。三月八日，祖大寿率部献城归降，清军占领锦州。四月二十二日，清军用红衣大炮轰毁杏山城垣，副将吕品奇率部不战而降，松山、锦州、杏山三城尽没。
此战，宁锦防线告破，明军主帅洪承畴被俘，明军除吴三桂的三万残军退守宁远外，全部损失殆尽，山海关以外基本全部落入到了清廷手中。至此，明军彻底丧失了与清军在关外交战的资格，明军只能退守宁远、山海关一线，再也没有能力组织起对清军的有效反击。
如上所述，在明军和清军的诸多战争中，萨尔浒之战和宁锦之战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两场战役，萨尔浒之战后明朝彻底丧失了遏制后金崛起的机会，而宁锦之战后明军则彻底丧失了对清军的反击能力，只能被迫退守山海关一线，而后金则在攻灭蒙古各部后，开始自北部长城一线频频入侵关内，明朝在农民起义军和清军双线牵制之下，在九边重镇被明末瘟疫摧毁的情况下，最终被李自成攻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