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纣时商朝已经内外交困，“血流浮杵”应非事实
周族到文王时代日渐强大，伐密须、伐畎夷、伐耆、伐邗、伐崇,迁都到丰，已有了长期灭商的准备。可惜这时文王在这武功兴盛时期不幸身死，功败垂成。灭商的大事只能留给其子武王去完成了。
武王时期，周人到底已积累了多大兵力，以一个蕞尔小国面能一举灭了已有悠久历史、武功卓越的殷商大国呢？武王克商时期的兵力对比
《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今河南孟县），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是时，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武王看到天命未至，“乃还师归”。
居二年，闻纣暴虐滋甚，武王乃“率戎车三百乘，虎贲（勇士）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这大概是本之于后出之《尚书·泰誓》。然所谓八百诸侯、四万五千甲士，恐皆不可信。《尚书·牧誓》仅言友邦冢君，《孟子·尽心》、《吕氏春秋·贵因》均言武王之兵力为三百乘、三千人，并无八百诸侯四万五千人之说。
按西周在其鼎盛时期，王室的军力只拥有两支大军：镇守东方的一支称“殷八师”，或称为“成周八师”，西方留守丰、镐京的称为“西六师”。两支共为十四个师，每师的人数，据考证是二千五百人，十四个师的总人数不过三万五千人，当其还是商末一个自称为“小邦周”的小国时，哪里可能有甲士四万五千人之多呢？
《周本纪》说：“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按“七十万”也似乎太众（有人认为是十七万之倒讹），但纣兵肯定远多于周。《诗经·大雅·大明》称纣兵：“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说商人之军队多如森林，周末人所引用之《泰誓》称“纣有亿兆夷人”。武王在短期内取胜的原因
总之，商人所拥有之军队数量必很多。商周牧野之战，纣与武王的武力，众寡如此悬殊，武王何能在很短时间内取得胜利？
古文献有一些记载：“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从上述资料看，牧野之战并没有经过什么大的激战，只因为纣的军队倒戈以迎武王，于是商的军队便溃败了。但是，也有相反的说法，如战国时孟子所见之《尚书·武成》有武王伐纣之战，“其血之流杵”，若然，则牧野一役一定是经过了激烈的流血战争，不过孟子已疑之，谓“以至仁伐至不仁”不应如是。东汉王充则信之，谓“察《武成》之篇，牧野之战，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他并提出四证，说明武王兵不血刃之说不足信。
关于牧野之战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传说，何是何非？三千年后的我们当然更难论定了。所幸近来新发现的《利簋》铭文中既言甲子这天一早便“克，昏夙有商”，旦夕之间既能把商攻克，那就绝不会杀得“血流浮杵，赤地千里”了。如果再结合当时商国内阶级斗争的尖锐情况看，则纣兵倒戈之说似乎是事实。商朝内部的矛盾
建于中原五六百年的商王朝牧野一战，就被西方“小邦周”的武王轻而易举地打垮了。武王之所以胜商所凭借的是什么历史形势呢？
我们认为不外两个有利的条件：一个是商纣暴政残虐,万民痛愤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只要一人振臂—呼，就有土崩瓦解之势；另一个是商国周围众多的敌对方国乘机叛商，民族矛盾日趋尖锐。
1、商王朝内部的阶级矛盾
先说当时的阶级矛盾：商王朝自武丁以后社会经济逐渐走下坡路，加以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更加速了这种趋势。《尚书·无逸》谓商末“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这就是说商末诸王都是一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他们不事生产，只知坐享安逸。尤其是到了商朝最末的王帝辛时，骄奢淫逸到了发狂的地步。
从近年来对殷墟的考古发掘，可以证实商末年的宫殿建筑确实可以称得上富丽堂皇了。《管子·七臣七主》谓：“昔者纣是也……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馆不足处，驰车千驷不足乘。列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
晚周人对商纣这些荒淫腐化生活的传说，不见得都是实录。因纣为亡国之君，而周人又视之为仇敌。所以周人对其罪恶必言过其实，任意夸大，方能显示其征商为拯民伐罪。这一点春秋战国时人已经有所察觉。子贡曾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
纣的罪恶聚集起来，也只有酗酒、不用贵戚旧臣、登用小人、听信妇言、信有命在天、不留心祭祀等六大罪状，不像战国时人所传说的那样厉害。但无论如何，他决不是好的统治者，则是可以断言的。
在商纣时，商贵族们酗酒必为事实，不但见于周末诸子的传闻，?而且也见之于较早的文献如《诗经》“文王日咨，咨女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扉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这是西周诗人借文王之口说到商之末世贵族沉湎于酒，晨昏颠倒的情景，周公认为商族之所以亡国，与商末贵族嗜酒有重大关系。所以周初以商之余民封康叔为卫君于殷墟之后，周公特作《酒诰》以教谕康叔，内有谓商“民罔不鹽伤心，惟荒腆于酒，故天降丧于殷”；训诚谓“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周公畏酒如此，可见他以为酒为商亡国之重大原因。
商末统治阶级过着这样奢多豪华的腐朽生活，自然会激起人民的反叛。部分贵族也看到当时阶级矛盾加剧，国家岌岌可危。如微子启就曾痛惜地说过：“我祖底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仇。”
微子的意思是说，纣王由于抛弃了成汤的旧传统，沉湎酒色，法度不明，政治昏乱，招致人民的反抗。社会上真是达到了诗人描写的所谓“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地步。纣王为了对付叛乱，加强了严刑峻法。据周秦诸子传说，其滥刑有截、剖、醢、炙、腊、脯诸种。
商纣时奴隶主阶级生活奢侈腐化，对劳动人民剥削加重，再加以滥用刑罚等等，自然就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斗争。这就是纣王的庶兄微子启所指出的“小民方兴，相为敌仇”的真实情况。
纣王并任用“善谀、好利”的费中和“善谗”的恶来为政，国事不堪闻问。纣的亲族微子、箕子和比干强谏纣杀比干，囚箕子。纣的一些亲信如微子及太师疵、少师强对商王朝感到失望，乃持其祭器乐器西奔归周。所以这时商的最高统治者已经走到众叛亲离的境地。
《左传》引《大誓》说：“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盖实情也”。
2、与周边民族矛盾
阶级矛盾尖锐，甚至已经到众叛亲离的商王朝，其周边的各少数部族对商也纷纷举起了背叛的旗帜。
商王朝的周围散布着的一些少数部族，有鬼方、土方、羌方、虎方、夷方和周族等数十个方国。他们与商的关系，有时是和平共处，有时也互相侵夺。商末年，帝乙与帝辛的征东夷是两次较大的战争，而且也是对商王朝命运攸关的战争。
商末年帝乙时就与东夷有过频繁的战争。商纣时与东夷的战争见于《左传》者有两处：一谓“商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一谓“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可见商纣的覆亡与东夷之叛大有关系。
为什么纣“为黎之蒐”而东夷就背叛？这里面的因果是什么呢？
首先看看黎在何处？“黎”即《尚书西伯戡黎》之“黎”，《史记殷本纪》作西伯伐饥国灭之”。黎国本在今山西省长治县西南三十里黎侯岭下。其后晋立黎侯或徙今之黎城县地。这个说法是正确的，杜预注《左传》谓“黎，东夷国名”，乃是由于与下句“东夷叛之”错误地联想臆造出的。
殷墟五期卜辞，在商王帝乙帝辛时代有很多屡征夷方的记载。其战争时间从卜句的日期看，往往经年，所驻跸之地遍至济、汶、淮诸水之域。这确是种长期而艰巨的战争。并且在商末年，周人大概为了牵制纣王在西方的兵力，派遣打人商内部的间谍吕尚，入东夷为之鼓动叛商。商纣不得不调用大部分人力、物力对付东夷，因而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争，这样便注定商王朝国运日趋没落。
商在东方与东夷的战争，倾全国的兵力，经过多年的征讨，总算把东夷攻克，但耗费了大量财富，国家元气大伤。就在这个当口，西方以周族为首的许多少数族联合起来，卒能一举灭商。
总之，商灭亡之前，商王朝所面临的两大问题一一国内阶级矛盾恶化与境外众方国群起叛商使商纣王顾此失彼，难以应付。社会上已充满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大动乱气氛，预示着大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了。周武王就是在这个紧要关头，因缘时会兴东征故能一举灭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