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三藩之乱”产生了几大派系？北伐派代表人物，两国宗藩关系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以及朝鲜方面对战争状况的深入了解，朝鲜国内不同群体出于不同原因的考虑，对“三藩之乱”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北伐派”和“务实派”两大主要派系。两派的主要分歧是，朝鲜是否应该采取直接的军事行动，以支持三藩的“义举”。朝鲜“北伐”派主要由地方儒士集团构成，也包括部分朝廷内的史官和中小官僚。他们从“春秋大义”出发，结合当时的东亚局势，提出“北伐”的论调，因此也被称为“义理派”。 北伐言论在朝鲜国内由来已久，在曾经入质沈阳的朝鲜孝宗朝（1619—1659年在位）尤为典型，这一时期北伐的呼声达到高潮，后因孝宗的去世而略显低落。康熙初年，“三藩之乱”的爆发又为北伐言论的再次膨胀提供了契机。
康熙初年，朝鲜国内的北伐言论首先是从儒生开始的。康熙十三年（1674年）五月己卯，朝鲜国儒生罗硕佐、赵显期等向国王先后上疏，要求北伐：“吴三桂既据南方，蒙古亦不亲附，天下事变，迫在目前；乘此机会，练兵峙粮，大可以复仇雪耻，小可以安国保民。”随后，在七月癸亥，朝鲜国内最激进的反清人士尹鑴也进密疏：巨闻除天下之忧者，必享天下之福，折天下之义者，必受天下之名……华夏之怨怒方兴。吴起于西，孔连于南，鞑伺于北，邓窥于东。薙发遗民，叩胸吞声，不忘思汉之心，侧听风飚之响，天下之大势可知也已。我以邻比之邦，处要塞之地，居天下之后，有全盛之形，而不于此时兴一旅、驰一檄，为天下倡，以披其势、震其心，与共天下之忧，以抚天下之义，则不徒操刀不割，抚机不发之为可惜，实恐我圣上遹追其承之心，无以奏假于我祖宗我先王，而有辞于天下万世矣。
康熙十四年（1675 年）正月，针对“水原儒生李启祥上疏，自请渡海以通郑锦事”，尹鑴认为应加褒奖，这样必有后继之人。四月，尹鑴又鼓动唐人黄功上疏，请渡海奉使招郑锦。罗硕佐、赵显期、尹鑴都是当时朝鲜国内儒士集团的代表，他们的上述言论，是直接针对三藩之乱爆发后，朝鲜是否应该采取直接的军事措施而发。从他们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其支持北伐的态度。他们一方面认为应该趁清朝“众叛亲离”的良好机会，大举进发；另一方又从春秋大义出发，认为天下皆起兵反清而我国独不参与，于理不合，于义不合。
借助“三藩之乱”的爆发，这些儒生们又开始对朝鲜与清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提出不满。康熙十四年正月丁亥，尹鑴提出，应该就清朝使者的接待问题作出重新规定，后干脆认为不必“对犬羊屈拜”。二月丁酉，尹鑴又申前说，引发朝堂争议，遭到许积等人的反驳，尹鑴进而提出：“彼若生疑而动兵，则正好乘机。我国自有十万精兵……不十日可据沈阳。沈阳既举，则关内震动，事无不成之虑。”继而引出自己的主张：“方今外有三事：北伐一也，渡海通郑二也，与北绝和三也”。
尹鑴的态度很明确，朝鲜作为礼仪之邦，小中华的代表，不能对作为蛮夷之邦的清朝屈礼迎接。如果清朝因礼仪问题兴师问罪，则正好趁机出兵北伐。儒生们的北伐论以及对两国宗藩关系的质疑，其目的都是希望朝鲜王朝能借此机会出师北伐，改变其与清朝之间的不平等关系。
当然，尹鑴的北伐论也不仅仅局限在言论层面。康熙十四年正月，尹鑴曾上疏要求制造兵车，虽然此事引发朝堂争议，颇受阻碍，但最后还是得以“试造数三辆”。不久之后，朝鲜国王检测了兵车的威力之后，下令“顷日兵车造成事，只虑物力之不逮矣，即令中官，详细看审。见其图形，则可以足用于缓急，亦足为御敌之长技，如此，则何惜一时物力之有弊乎？即令分付于两局及关西，料理造成，以待阴雨之备。”朝鲜“不能因惜一时之物力置防御之长技（兵车）于不顾”，于是开始大规模制造兵车。虽然这一决策后因害怕清朝使者看到引发误会而终止，但是尹鑴的此番上疏及国王的肯定，却推动了朝鲜国内北伐言论的发展。
至此，北伐言论的主体从儒生逐渐转移到史臣及中小官员身上。康熙十四年（1675 年）五月辛未，丰德幼学陈绚上疏：“请择能胡语、汉语者，间行深入，以观贼奴虚实，又察吴将胜败。文武中择智谋异等者，为通信使，送于郑锦海岛，凭寄檄书于吴三桂，以约某月某日兴兵协力之期。”六月庚申，对马岛太守平义真来书言吴三桂事，引发朝堂相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