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这是我工农红军在革命史上的一大喜事。但是，张国焘看到红一方面军人困马乏，弹尽粮绝；而红四方面军兵强马壮，弹药充足，就野心膨胀，想凌驾于中央之上。他极力反对中央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在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北上后，率部南下川康，另立“中央”。期间，张国焘曾发给陈昌浩的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关于这份密电中的内容，张国焘脱离了革命队伍后，抵死不肯承认。张国焘抵死不承认的底气从何而来？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兼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的宋时轮上将一语道破，他说：“张国焘的那个密电，中央档案部门是不可能有的。因为电报是从张国焘那边发的，最终收报人是陈昌浩，他们怎么可能把电报保存下来呢。当年在红四方面军负责机要的一位同志，曾讲到西路军在高台战役失败时，把所有的文件档案都销毁了，把电台都砸毁了。所以很多历史资料现在在档案部门找不到是很正常的。”不过，宋院长也说了：“如果以没查到密电为由就否认它的存在，显然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这就表明一个问题，明明存在的历史事实，你却用站不住脚的理由来否认，如果不是对历史无知，就是有意歪曲事实，别有所图。无论哪种情况，本质上都是历史虚无主义！”是的，这个密电现在是不可能在档案部门查得到的了——也许，它早就已经被陈昌浩销毁了。但是，结合这份密电前后发生的事来看，它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首先，密电发出之前，张国焘与中央已经发生过了三次激烈的交锋。第一次是在1935年6月中下旬两河口会议前后。张国焘极力反对北上，虽然在会议上勉强同意了毛主席、周总理等多数中央领导人关于北上的意见，但他回到理县的驻地，马上变卦，致电中央，仍然坚持要南下。此举，直接导致已经制定了的松潘战役计划流产。他还公开伸手要官，要求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名单，自己出任军委主席。第二次是在1935年8月上旬毛儿盖会议前后。这个时候，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一、红四方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其中的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的率领，从卓克基出发经阿坝北进。右路军在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的率领下从毛儿盖出发，经班佑北上阿西一带，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但张国焘到达毛儿盖后，仍然反对北上，并且，他又以“提拔工农干部”为借口，提出再增加红四方面军干部九人当政治局委员。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只有八个人。他的目的，就是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央的领导成分，以便于他控制中央。第三次是在1935年9月初，张国焘在阿坝地区按兵不动，继续反对中央的北上方针。9月3日，他要求已经过草地的红军返回，南下进军松潘之敌。9月5日，他又命令当时在松岗、党坝、卓克基的左路军的一部分部队停止北上，就地筹粮待命。9月8日，他电令徐向前、陈昌浩的右路军立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同时电令左路军的红四方面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队，要他们转令军委纵队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服从则将其扣留。这，明显是要对军委纵队动武了。张国焘发给陈昌浩那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是在9月9日。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书记处决定给九个元帅立传，写传记，叶帅的传记由军事科学院负责。编写组工作人员亲耳聆听了叶帅的回忆，关于长征中截获张国焘密电的这一事件，收入了中央文献编委会编辑出版的《叶剑英选集》中《长征的艰险历程》一文。叶帅本人对这件事的回忆则是：大概在1935年9月上旬，我们到了巴西一带一个叫潘州的村子里。我和徐向前、陈昌浩同住在一间喇嘛庙里。中央机关和毛主席他们也住在附近。张国焘率左路军到了阿坝，就不走了，不愿再北进。中央多次催他北上，他就是不干。他还阻止陈昌浩等人北上。我们在巴西那一带等他。9号那天，前敌总指挥部开会，新任总政治部主任陈昌浩讲话。他正讲得兴高采烈的时候，译电员进来，把一份电报交给了我，是张国焘发来的，语气很强硬。我觉得这是大事情，应该马上报告毛主席。我心里很着急，但表面上仍很沉着，把电报装进口袋里。过了一个时候，悄悄出去，飞跑去找毛主席。他看完电报后很紧张，从口袋里拿出一根很短的铅笔和一张卷烟纸，迅速把电报内容记了下来。然后对我说：“你赶紧先回去，不要让他们发现你到这来了。”我赶忙跑回去，会还没有开完，陈昌浩还在讲话，我把电报交回给他，没有出娄子。那个时候，中央要赶快离开，否则会出危险。到哪里去呢？离开四方面军到三军团去，依靠彭德怀。
叶帅当时带着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机关的李荣、毕占云、吕黎平、赖光勋、陈茂生等11名作战参谋和机要干部到达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改编成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工作。吕黎平将军当时是前敌总指挥部作战科副科长，是密电事件的当事人之一。他在1979年5月1日在《解放军报》发表了“严峻的时刻”一文，详细记述了1935年9月9日张国焘发来密电以后，译电员陈茂生和他一起商议将密电先报送给参谋长叶剑英的经过，吕黎平文章中还概括了张国焘密电的主要内容，其中有“武力解决”四个字。当然，最有力的事实是：1937年3月31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张国焘背着中央发出了秘密的命令。毛主席是这样说的：“张国焘一到毛儿盖就反了，他在这里大开其督军会议，用枪杆子来审查党中央路线。”接着在谈到左路军和右路军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叶剑英同志便将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注意，毛主席讲这个话的时候，张国焘本人是在现场的，他并没有表示反对，就说明他是承认这个事实的。但是，谁会想得到？等他脱离了党，他就想把这一行径一笔勾销，企图赖个干干净净。其实，张国焘早在1924年5月就叛变了革命。当时，他被捕后，抵不过敌人的严刑逼供，写下了供词，供出了李大钊。这间接导致了李大钊1927年被敌人杀害。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直到建国后，北洋政府的京师警察厅档案解密后才真相大白。另外，张国焘公然挑拨红一、红三军和中央的关系，妄图拉拢彭德怀等领导人的丑行，也是有目共睹的。张国焘初次见到彭德怀，就心怀鬼胎，别有用心地进行挑拨，他说：“自江西出发以来，你的队伍打得很苦，损失很重，我给你三个师，听你指挥。”彭德怀一眼识破他的不轨之心，立刻驳斥了他的胡言乱语。当晚，彭德怀愤愤不已地对杨尚昆说：“张国焘这个东西，把我彭德怀看成什么人了？把我当军阀。我要当军阀，就不当红军了。真是岂有此理！”
关于张国焘发给陈昌浩那一封“武力解决”中央红军的密电，彭德怀在《我的自述》中也有提到：“某日午前到前总，还在谈北进。午饭后再去，陈昌浩完全改变了腔调，……这无疑是张国焘来了电报，改变了行动方针。我即到毛主席处告知此事。……向毛主席报告后不到两小时，叶剑英秘密报告：张国焘来电南进，……我和叶剑英商量，如何偷出地图，和二局在明晨拂晓前到达三军团司令部北进，叶示意想办法。毛主席脱险来到三军团司令部，发了电给林、聂，说行动方针有变，叫一军团在原地等着。”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脱离险境北上后，陈昌浩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他给彭德怀写了一封信，另外派副参谋长李特率领四方面军彭杨军政学校的部分学员，追赶毛主席，欲力劝毛主席回来。而为了以防万一，彭德怀秘密派了一个团保护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安全。对此，张爱萍回忆说：“长征到达阿西、巴西，张国焘搞突然袭击，妄图武装挟制毛主席及党中央南下。一天夜间，彭总突然来到我们团宿营地，对我们传达了这一情况，要我们团立即在巴西河岸上布防，掩护中央机关北上。他亲自率领一个团护卫中央机关秘密撤走。”因为不放心，彭德怀时刻跟随在毛主席身边，不离左右。李特率一队骑兵赶到时，毛主席和周总理在巴西地区一座山的山腰间的一座喇嘛寺里歇息，而3军凌晨两点巳经向俄界开拔了。李特下了马，狂呼乱叫要面见毛主席。彭德怀大步从庙里跨出，怒目横视。李特见了他，就从怀里掏出陈昌浩的信，双手递上。彭德怀展信一目十行看过，信中所写，无非是劝阻北上，恳请南下之类的话。他正告李特说：“我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决定的，坚决维护遵义会议形成的政治局面，坚决跟随党中央北上。”说话间，毛主席高大的身躯出现在寺庙前的台阶上，他大声对李特一行人说道：“红军战士们，事实将会证明，党中央北上方针是正确的，南下川康条件险恶，十分不利，我希望你们能认清形势，随中央北上。当然，在认识暂时不能统一的情况下，愿意南下的南下，愿意北上的北上，我不勉强你们。”李特根本不听，大喊大叫着冲上前去。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之前在苏联与李特是老朋友，他担心闹出乱子，赶紧上前，用俄语大声招呼李特冷静。彭德怀目光如炬，密切注视着情绪十分激动的李特的一举一动，提防他突然掏出左轮手枪，向毛主席射击。不过，事态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毛主席耐心劝导说：“红军南下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至于对那些暂时不愿意随中央北上的同志来说，我们只是先遣队。我们先走一步，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待大功告成，你们什么时候愿意来同我们会合，我们随时欢迎。我相信，我们今天有分歧，要不了多久，大家还是会统一思想，走到一起的。”李特垂头丧气地走后，中央机关在彭德怀的护送下，踏上了征程。二万五千里长征，彭德怀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重要领导人，一路为中央机关保驾护航，连破国民党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攻占娄山关、力克遵义城……
在红一方面军准备与陕北红军会师时，国民党何柱国部骑兵第2、第6师和马鸿宾部第25师尾随而来。毛主席说：“决不能把尾追红军的敌军带进陕北根据地，要坚决果断地把‘尾巴’切掉！这一仗不仅必须打，而且一定要打好。”彭德怀受临危受命，担任了切“尾巴”的任务，他在兵微将寡、弹药奇缺的情况下，行险着，出奇兵，敢打敢拼，将装备优良、气势汹汹的敌骑兵师击溃，干净利落地将敌军挡在了根据地之外。曾经，张国焘目睹了中央红军的困境和疲态，不屑一顾地对陈昌浩说：“中央红军兵疲师老，已经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但是，我英勇红军遇强愈强，竟然一举而将来敌扫尽。毛主席大感欣慰，挥毫写就《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壮哉！我彭大将军。在革命征程的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我彭大将军无私无畏，旗帜鲜明地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的决定。
后来，他在谈论起对张国焘的斗争时，说了一句掷地有声的话：“我站的位置不容我有任何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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