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7日，纳粹德国宣告无条件投降，从1939年秋天开始响彻欧洲大陆达6年之久的枪炮声终于停息了下来——久违的和平到来了，同盟国战胜了轴心国。
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三巨头”之一的温斯顿·丘吉尔，当然有理由享受这一胜利。第二天的午后，当他前往下议院时，热情激动的群众挤满了道路两侧，不住地向引领他们取得胜利的首相欢呼祝贺。汽车无须启动，拥挤的人群自然地簇拥著汽车前行。丘吉尔从车上探出身子，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到了下院，丘吉尔站在阳台上向人头攒动的人群讲了几句话，接著他大声地唱起了胜利之歌。群众随著他一起唱，这支庞大的合唱队的歌声震撼了整个伦敦。这自然是丘吉尔一生中的高光时刻，他的名字，因战胜德国法西斯而永远载入了史册。
但在国际舞台上叱吒风云的丘吉尔马上又要面临一场国内的战斗——下议院选举。
从法理上讲，英国议会由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共同组成。在名义上，一切立法权的行使和上下两院的运作都是在“国王陛下”的意愿下进行。但是在实践里，英王只是毫无实权的虚君。根据《权利法案》的规定，国王不得停止法律的实施，不得废除法律。只有议会有立法权，议会通过的法律，国王只是履行一下批准手续而已。自从1708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议会法案遭到国王否定的事情。至于上议院，虽然有著悠久的历史，但其议员都是以世袭或封爵的方式产生，不具备民主的合法性，在《1911年议会法》剥夺了它所剩无几的权力之后，上议院已然成为一个老朽政客的清谈馆和养老院。换言之，通过普选产生的下议院在事实上就成了英国议会的代名词。任何政党，只有在下议院的选举中占有多数席位才能组阁，上台执政。由于从1717年之后，英国国王便不再出席和主持内阁会议，而由一位大臣（即首相）主持内阁会议，“内阁首相应该由议会多数党领袖出任”也就成为最重要的责任内阁制原则。
问题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竞选休战”。即使是补缺选举也是由原本拥有这个议会席位的政党提名予以补充，这等于在无形中剥夺了广大选民最重要的权力——挑选议员并以此对政府施加压力。至1945年德国投降时，下院的大部分议员还是1935年选出来的，那次选举已与如今的人没有关系了。其余议员更是连竞选都没有经历过，从代议制的宪政意义上看，他们并不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整个议会及责任内阁的合法性因此大成问题。因此，赢得战争之后立即重新举行选举势在必行。
对于这一点，在西线战场尚在苦战时，丘吉尔就已经预料到了。1944年10月，丘吉尔亲自主持一年一度的“（议会）延长法案”的二读（这本来是内政大臣的职责）。首相当时的口气说明，当年的延长法案是最后一个了，各政党的合作使1935年议会延长了这么多年（本来是该在1940年11月期满的），这种情况不会拖到战后了。
只是，纳粹德国投降了，日本法西斯还在负隅顽抗。按丘吉尔本来的想法，他更愿意把议会选举推迟到对日战争结束之后。结果这个提议被联合内阁的反对党同事们所拒绝。这样一来，为了避开通常的假期，议会选举只好定于6月底或7月初，抑或干脆拖到10月。丘吉尔在保守党内部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投票，发现几乎全数同意7月这个时间，于是新的下议院选举便定在7月5日——留给各政党的准备期只有6周。由于需要等待分散在全世界的英国军队选民的选票结果传回国内，投票之后三个星期（7月26日）才能宣布选举结果。
1945年5月23日，英国战时联合内阁寿终正寝，丘吉尔首相在下院主持了这届内阁的丧礼。他说，在他42年的议会生涯中，他从未对任何一届政府给予如此“忠心耿耿、信心满怀、始终不渝的支持”。英王立即邀请他组织看守政府。5月28日，留任看守政府首相并组织了一个保守党内阁的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为款待退出联合内阁的反对党大臣们举行茶话会，老泪纵横地宣布：“历史的光辉将照耀在各位的头盔上。”从这一刻起，昔日的战友又变成了“争夺权力的敌手”。
2
苦涩的失败
参加这次选举的政党，也都是老司机了：传统上代表大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的保守党（全称保守与统一党）、向来拥护自由贸易的自由党、以及由劳工代表委员会改组而来的工党。这似乎是一次没有悬念的选举，许多选举预言家之间的分歧，仅在于保守党在新议会中所占多数的大小。甚至隔岸观火的约瑟夫·斯大林也告诉丘吉尔，根据苏联方面的预测，保守党将会获得80个席位的议会多数。
这其实是不难理解的，毕竟当时作为保守党党魁的丘吉尔声望正达顶峰。人们给他盖以诸如“战时英雄”“领导英国度过‘光荣时刻’的人”“祖国掌舵大师”“时代的天才”“反法西斯著名领袖”等等桂冠。一位名叫若斯（A. L. Rowse）的历史学家在1943年甚至将他的《英国历史的精神》一书献给“温斯顿·S·丘吉尔：历史学家，政治家，他的国家的救世主”。丘吉尔的威望如此之高，以至于对丘吉尔不满的人只能悄悄在日记里泄愤而已。外交部常务秘书亚历山大·卡多根爵士便是其中之一。奇怪的是此人居然是因绥靖政策声名扫地的张伯伦的拥趸。在1940年丘吉尔成为首相前一天，卡多根在日记中写道：“我不认为他会比内维尔（张伯伦）干得更好。”将近五年后，他又写道：“我渴望再次遇到可怜的老内维尔·张伯伦。（只有）他知道如何开展业务……”
即使存在这些公务员的牢骚，保守党自己也相信利用自己领袖的照片和个人威望就可以掌控新产生的议会。甚至党的全国宣言的标题也是“丘吉尔先生对选民的政策宣言”——与此同时，工党的宣言则是“让我们面对未来”，没有出现任何人名。在竞选过程中，丘吉尔乘专列旅行全国，以此作为流动的交通中心，似乎他是在继续作为首相在行动。白天他离开火车，乘坐豪华的敞篷车各处走走。当他的队伍来到某一城镇时，经常是前边走著当地保守党的宣传车，广播著:“注意第三辆汽车，温斯顿来到我们这里。这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人，世界上最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城市和村镇的街道上挂著五光十色的带有丘吉尔画像的宣传画和标语，标语上大书：“此人赢得了战争”，“此人必将完成其事业”。相比之下，工党领袖艾德礼（战时内阁副首相）则是和妻子一起坐一辆旧汽车，从这一城市跑到另一城市，“他为人沉著、稳健，没有一点特殊化，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态度很谦虚”——即使丘吉尔在竞选演说中攻击“如果工党在选举中获胜，英国将处于盖世太保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就连艾德礼本人对选举也只抱著少输当赢的心态，以为保守党仍将在下院占多数。
这时候，太平洋战争仍在继续，为彻底击败日本而召开的美英苏三国政府首脑波茨坦会议，是在英国选举揭晓以前开始的。会议过程中，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到英国去听取选举结果，所以决定暂停几天。踌躇满志的丘吉尔离开波茨坦时声明，他相信自己是会回来的。丘吉尔的私人医生威尔森甚至把行李留在了柏林，因为他确信过一两天就将和丘吉尔一起回来。丘吉尔特意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的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党的竞选总部保证至少可获得56?多数票。
谁知，选举结果令人跌破眼镜，无论是保守党或是工党都错误估计了选民的意志。工党共从保守党阵营夺走210个席位，在过去一个席位都没有的某地区居然赢得了73个席位。最终结果，工党席卷393个议席（保守党只获得213席），赢得远远多于议席过半（321席）的巨大胜利。在选民支持率方面，工党的优势不如议席方面那般显著，但也以47.8?39.8?胜保守党。至于早已在走下坡路的传统两大党之一的自由党，在这次选举中只获得12席，彻底沦为无足轻重的小党。许多外国观察家对英国的这次选举结果深感惊诧。一位美国评论家后来揶俞：“英国选民不仅是记忆力不强，许多人简直是患了政治健忘症。”
这自然是针对英国民众抛弃了他们的战争英雄及其政党而言。丘吉尔虽然保住了自己的议员资格，但这场意料之外的失败给他造成了显而易见的打击——甚至连士兵们都投票反对保守党，而丘吉尔自认是他们的伟大军事领袖——他坐在那里呆若木鸡，甚至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选民的裁决以压倒一切之势表现出来”，保守党失去下议院的多数意味著丘吉尔必须下台。在计票全部完成之前，丘吉尔决定向国王递交辞呈，国王在记录中写道：“这是一次很惨的会议。”他提议给退职首相颁发嘉德勋章，但丘吉尔认为此时接受这一荣誉不合时宜。当已经不再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叼著烟卷缓缓走出首相府时，街上的行人用温和的目光目送他的离去。丘吉尔站住，举起右手，用食指和中指支成代表胜利的“V”型手势。行人也举起手向他示意……
3
政治生命结束了？
对于1945年的英国议会一边倒的选举结果，许多类似事后诸葛亮的评论指出，工党的胜利在于竞选的主要精力放在社会改革上，除了要对许多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之外，还要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险制度和实行国民医疗保健制。此话当然不无道理。残酷的战争使英国损失40万人口，全国1/ 4的财富毁于战火……虽然战胜了法西斯，但“在艰难岁月里，人们期望更好的食品、更好的房屋和改善社会福利服务”。选民企盼战后有一个进行社会改革、解决众多社会现实问题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政府。偏偏“保守”党在人们眼中从来就不是改革派的形象。对选民来说，“作为战时领袖的丘吉尔依然深孚众望，作为和平时期的领袖，他却毫无吸引力”。因此，如同1945年7月《每日先驱报》所评论的那样：“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赞成保守主义的一切黑暗面……投丘吉尔的票就是要英国人民仍然过他们不愿再过的那种不愉快的日子。”
公正地讲，这样的看法其实有冤枉丘吉尔之嫌。毕竟，回顾他以往的政治生涯，丘吉尔甚至算不上忠贞的保守党员呢。
起初，由于丘吉尔家族同樱草会这一保守党的附属团体保持著密切的联系，丘吉尔加入了保守党。但丘吉尔本人更倾向于自由党的主张：实行普选、严格限制下院议员领取报酬、征收累进税、限制陆军规模……如他自己所说，“除了名义以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最终，在1905年1月，丘吉尔被忍无可忍的保守党吊销了党员资格。转投自由党的丘吉尔在1908年阿斯奎斯首相上台后被任命为贸易大臣，正式进入内阁。在贸易大臣任上，丘吉尔推动强制性工人失业和伤残保险的立法。在其推动下，1909年英国议会批准了《劳动介绍所法》，允许在合适的地方建立劳动介绍所；劳动介绍所使用合适的方式收集劳动力供需的信息，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等等。1911年的《失业保险法》则对有关失业保险的适用范围、领取条件、缴费标准、津贴标准及管理方式都做了具体的规定，第一次建立起失业保险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丘吉尔乃是英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奠基人之一。
到了一战之后，随著左翼的工党掘起，自由党日渐式微。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在1924年再度改换门庭重回保守党怀抱，并以一个“宪政主义者”的身份进入议会与内阁（任财政大臣）。《曼彻斯特卫报》对此讽刺道，“他已经是第二次离开沉船了”。但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丘吉尔对于社会福利的态度仍旧算得上开明。他认为国家有必要通过“纪律，组织和救济”来减少贫困和提供社会保障。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充当“后备雇主”，以保障所有英国人都生活在“最低标准”之上。一俟“最低标准”得到国家的保障，丘吉尔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凭自己的才干自由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吃福利）。甚至丘吉尔对于工党提出的大规模国有化计划的质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官僚难道不比私人雇主更低效，更昂贵，更专横？”
实际上，在1945年的大选中，丘吉尔对于社会改革的议题也并非无动于衷。看守政府在选举前的一个月还向议会提交了两个社会改革的重要措施——家庭津贴法案和工业场所法案并获得通过。只不过这一切在工党向选民的承诺——“高度的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使一切人摆脱贫困，建立一种使每个男女儿童有可能发展自己才能的教育制度”——面前黯然失色了……
无论如何，摆在搬出唐宁街10号的前首相面前最为现实的问题是，未来何去何从？当时的丘吉尔年已71岁高龄，就此引退也不失为一个体面的结局。就连许多接近丘吉尔的人士也认为，他应该在晚年享受他在战争年代所赢得的荣誉。但这就意味著，温斯顿·丘吉尔漫长而辉煌的政治生涯画上了句号，这是丘吉尔所不愿意的，他不承认自己已经彻底失败而永远退出政治舞台，并相信自己一定会返回唐宁街10号：“工党政府不会永久存在，上帝保佑，在我们返回之前，国家不要遭受更多的损害。我们应当回去。我们一定回去，这是必然的，就像太阳明天必然会重新升起一样。”
4
卷土重来
作为在野党领袖的丘吉尔对议会活动其实不太感兴趣。他不经常出席下院的冗长会议，对于继任人艾德礼首相也保持着尊重：“艾德礼先生贵为英国首相。艾德礼先生贵为战时的副首相，对于赢得战事有重要贡献。艾德礼先生是忠贞的爱国志士。我不淮……叫他‘笨老头艾德礼’！”在野期间，丘吉尔所做的最惊人的一件事是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声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后世的史学家将此视为“冷战”开始的标志。
温斯顿·丘吉尔的威望犹在。1948年，当乔治·奥威尔写作传世经典《1984》时，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的名字，无疑是在向丘吉尔先生致敬。1950年，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发表了《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后来波普尔在给丘吉尔的信里，“向开放社会的辩护人表达作者的感激之情”。
从某种程度上说，丘吉尔的夫人在1945年败选时安慰丘吉尔所说的“因祸得福”是对的。失掉首相职位反而保住了丘吉尔的名声。英国走过6年大战浩劫，国力耗竭，全球势力大幅缩减，丘吉尔下台就此免掉了应付这局面艰巨、痛苦的责任。这方面，上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劳合·乔治就是前车之鉴，这位大战的胜利者在和平时期反因进退失据而声名扫地：由于经济上的困境，任何战后政府都不得不再次实行配给和紧缩政策，呼吁公民努力工作，勒紧腰带——而这在和平时期是肯定不得人心的。
事实正是如此。在工党政府治下，1945年至1951年期间，实际周薪平均仅增加了6?换句话说，“实行社会主义的六年期间，工人为了使生活水平每年提高1?不得不长期加班加点”。这迫使工党的传统支持者工会也起而反对工资限制。就连工党大肆吹嘘的国有化也只是国家出钱买回原企业主的产权，经营管理则原封不动。劳工既不能分享利润也得不到经济上的实惠。唯一值得赞许的大概只有社会保障。工党政府利用自己在议会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国民卫生保健服务法”等一系列社会立法，建立了一个“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安全保障体系。不过保守党方面吸取了上次败选的教训，很快也做出反应，提出一份《工业宪章》，重申了原由工党提出的“福利国家”方针，使工党无法独占这一光环。
结果，如同钟摆一般，民意又偏向了保守党一侧。在1951年的选举中，保守党虽然在总得票率上以48.0?48.8?微弱劣势落败，但在至关重要的下议院议席争夺中却以321席对295席战胜了工党再次上台，丘吉尔因此卷土重来，再度出任首相，这时，他已77岁高龄。在此之前，他曾两次中风，在他第二次担任首相期间，又发生两次中风。他的私人医生曾说，丘吉尔“已丧失了原来的工作能力，自信心也随之而去”。迫于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丘吉尔的第二个首相任期只勉强维持了4年时间。1953年，年轻的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再次授予丘吉尔以英国最高勋章（嘉德勋章），授予他贵族地位，称其为温斯顿·丘吉尔爵士。这一次，丘吉尔没有拒绝。这其实也是他在考虑退休的征兆，因为他此前一直不肯受封，免得称呼跟著要变——他极珍视“丘吉尔先生”的名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