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月上旬，晋冀鲁豫野战军（即刘邓大军）第6纵队第18旅脱离野战军司令部，进入大、小悟山地区，在这一带清扫地主武装， 发动群众建立地方人民政权。1月14日，根据随旅行动的纵队副司令员韦杰的决心，18旅旅长肖永银命令54团协同分区地方武装歼灭，大悟县二郎店镇的土顽。当晚19时，54团由驻地向二郎店急进，21时将敌包围，由1营和2营担任主攻，分区部队扼住西南方向阻敌逃跑。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部队一举攻入镇内，敌人除一部向北逃跑之外，其余被全歼，54团毙伤敌100余人，俘47人。但二郎店的枪声也引来了国民党军正规军，1月15日上午8时许，国民党军整编第28师尾追上来，向18旅猛扑，旅令52团(2个营)固守山头阵地，一直打到下午。54团从二郎店返回之后，顾不上休整，也立即投入了战斗。战至天黑，54团已有数十人负重伤，只得撤出战斗。
18旅撤离战场后，向王家店方向行进，于当天夜里赶到。王家店三面环山，是一个呈南北走向的狭长小镇，只有一条狭窄的石板小街，两旁是毗连的商店和民房，全镇只有百多户人家。由于镇子面积不大，房子也少，只驻下了旅直属队（政治部、供给处、卫生处3个机关）和50多名伤员，此外还有旅警卫连的一个排负责警卫，一共约250人左右。
这个时候，18旅53团已经改隶鄂豫军区建制，52团2营在团参谋长沈伯瑛的指挥下，负责掩护邓小平等率领的野战军前方指挥所，旅长肖永银手里实际上只有3个机关（旅部、52团和54团团部）和5个营。肖永银考虑到国民党军在南面的武汉和黄陂方向都有重兵，敌情顾虑较大，因此将兵力主要部署在南边。他把52团放在西南方向，把54团放在东南方向，王家店北面的山上则是近战战斗力较弱的旅工兵连和炮兵连，以及地方三分区的部队。
旅部位于王家店东面3里多远的南田村，按计划，18旅准备在王家店地区住上两天时间，让在敌人围攻下连续转战了一个月的部队喘口气，休整休整。按常理而言，根据目前掌握的敌情，肖永银的部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对敌情掌握不全面，国民党军偏偏就从北面来了，来的还是战斗力最强的胡琏的整编第11师。
16日上午，旅政治部沈钦尧主任在王家店召开各团政治处主任会议，野战军政治部驻52团工作组组长陈文祺及随54团行动的野政记者胡征都参加了会议，听取各团汇报部队思想和工作情况，并研究了连续行军作战中的政治工作。下午3时半会议结束，各团干部及陈组长都返回驻地，只有胡征因为等候油印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未走。原定当晚7时在司令部召开旅党委会，沈钦尧主任和组织科科长刘赞平于下午5时左右，由王家店出来向南田村司令部方向走去。
他们两人刚出去300米左右，到了一个拐角处， 突然从侧后山上打来一梭子重机枪， 两人立即靠着旁边的大石头仔细观察。这时山上不停地打枪，子弹在头上嗖嗖乱飞。刘赞平观察到从打枪处走下来的人身穿国民党军服，同时看到敌人已开始向王家店运动，这时要返回王家店报信已经来不及，所以两人赶快跑向司令部报告。由于沈主任体弱跑不动，恰好遇到军械科军械员俞子龙要到供给处公干，当即由俞照顾沈主任，刘赞平向司令部飞奔而去。
韦杰副司令员、肖永银旅长、刘昌政委、邢荣杰参谋长正在吃晚饭，听到这一突发情况的报告，马上到山坡上用望远镜观察，可是被山头挡住看不见。这个时候，沈钦尧主任也已经赶到，他哭喊着:“旅长下命令吧，快救救直属队!”肖永银立即向52团、54团通报了这一紧急情况，要52团1营和54团一个营接应王家店的直属队撤退。但是52团和54团当面也出现了敌人，正在激战之中，未能实施接应。
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展开兵力向18旅猛扑而来，霎时间整个王家店地区枪声大作，在严重的敌情面前，18旅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肖永银考虑到，直属队几乎全部是没有作战能力的机关和后勤人员，但是此时敌五大主力之一的11师已从北面掩杀过来，而我旅只有5个营的兵力，要救直属队就有全旅覆灭的危险。
今天晚上只是直属队的存亡问题，拖到明天就会是全旅的存亡问题。延至午夜，肖永银定下决心：“今晚必须撒走。如果全军覆灭了，我们谁也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旅党委会讨论同意了这一决定， 韦杰副司令员也同意了。在优势敌人的压迫下，只能放弃直属队，这样的决定近乎冷酷无情，但又不得不这样做。对于18旅来说，这真是一个痛苦的时刻！
王家店的战斗还在继续，最开始听到枪声时，王家店里的指战员以为只是土顽偷袭，后来听到有机枪猛烈射击，才知道是敌人的正规军。本来，如果一听到枪声就果断撤退，应该是来得及的。但是有几十名伤员，还有一些重要装备，在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的情况下，谁也不敢擅自撤离。旅直属队一边奋力抵抗，一边眼巴巴地等待着外围2个团的救援。
宣传科长杨照临、直属队书记黄克勤和在卫生队休养的52团1连指导员张增华3人，在事发突然又失去上级指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组织战斗。他们虽然只有一部分步枪、马枪、手枪和手榴弹，仍然顽强地把守住街道两头和房门口。整编第11师一个团的兵力把王家店围了个水泄不通，迫击炮、火箭筒把街上打成一片火海。战斗持续到17日黎明，直属队弹药耗尽，国民党军进镇逐屋搜索，直属队约200人被俘。
此次国民党军整编第11师偷袭王家店，18旅直属队不幸全军覆灭，数十人光荣牺牲，约200人被俘。损失数字虽然不算大，但这是解放军历史上罕见的成建制被敌人消灭的事件，也是18旅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损失。兵败的主要原因是部队在极端复杂的斗争环境中缺乏高度的警惕，敌情不明，警戒不严，以致铸成大错。被俘的指战员除了卫生处长朱富保在宣化店英勇就义之外，绝大多数被押往武汉各集中营。他们虽然备受刑罚和折磨，却依旧坚持着革命的信念和气节，很多人后来千方百计地回到了部队，继续参加革命斗争。
但是这一不幸事件带给他们的苦难并没有结束， 在全国解放后的历次运动中，无数次的审查，无理责难和凌辱，使他们精神上、肉体上长期饱受折磨。黄克勤建国后担任了10年的广西粮食厅厅长，特殊时期被迫害致死；张增华曾任武昌公安局局长，后来被调离，特殊时期被认为“暴露机密、向敌自首”，后来虽然撤销了错误结论，但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
国民党军重兵云集大别山，特别是整编第11师的参战，使得刘邓大军的处境更加不利，1948年1月26日，刘邓致电军委提出对改变目前不利局面的意见，其中就指出了整11师造成的威胁：“改变中原形势的关键，在于打几个歼灭战，我们目前情况是部队极不充实，弹药亦渐感困难，如无友邻协助，至少将11师全部调走，部队集结均发生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