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的凄惨晚年两度哭泣只因已被遗忘,临死前完成最大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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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的凄惨晚年两度哭泣只因已被遗忘,临死前完成最大夙愿
(图)1936年,斯大林与赫鲁晓夫
作为斯大林之后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已经完全适应了前呼后拥、众星捧月般的权贵式生活。然而,他早已习惯的梦幻生活却又像一场梦幻泡影一样,就那样突然消失了。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因为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错误而被“退休”,其苏共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也一并被解除。就在那之前不久,他还曾坐在一张豪华办公桌后,与一干苏联要员谈论着要不要将一项决议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而过了这天,这个关系到苏联国家命运的重大决策,已经彻底与他没有任何瓜葛了。此时,他还能做出决定的,只有是出门散步,还是继续留在屋子里看无聊的电视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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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3年,赫鲁晓夫在斯大林的葬礼上抬棺
赫鲁晓夫的家里已经彻底陷入了安静,然而却并不是十分祥和。这里没有了往日不断响起的烦人电话声,更不见以往那些仿佛要踏平门槛的既熟悉又陌生人的面孔。赫鲁晓夫的情绪一直很消沉,总是将目光呆视向远方。“他们已经不要我了,除了去工作,我还能干些什么呢?”自言自语的念叨声,一直不断在寂静的房间里回荡。“我现在最需要学会的,是怎样去消磨无聊的时光。”赫鲁晓夫总是难以自拔地如此想着。年终岁末,赫鲁晓夫一家却“应邀”搬去了一栋新别墅。这无疑是一座十分漂亮和舒适的房子,但他也能轻易猜到,在房间某处的角落里,一定会安装有克格勃的窃听器。其实,赫鲁晓夫并不在意这个,而最让他难以接受的,还是这寂寞难耐的“退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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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的赫鲁晓夫,这次大会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已经搬进新家的赫鲁晓夫还是会陷入到长久的沉默中去,他总是毫无预兆地突然用凄凉语调自言自语:“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始终认为:赫鲁晓夫的生命意义便在于苏联人民对他的需要。而现在,人民明显已经不再需要他了,所以日子也从此变得这样索然无味。不知不觉间,赫鲁晓夫的双眼已经浸满了辛酸的泪水。是的,他哭了。从1965年开始,赫鲁晓夫终于开始慢慢适应了每月领取养老金的日子。每天清晨起床后,他喜欢一边看报纸,一边激动地发着牢骚:“这简直就是垃圾,这叫宣传?笨蛋才会相信。”外出散步时,他也总是携带着那台短波收音机,这还是50年代时,一个美国商人送给他的。赫鲁晓夫经常用它来收听西方电台的俄语广播,然而来自于外国媒体的消息也并不能振奋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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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9年,赫鲁晓夫受邀访美,“玉米运动”的灵感便来源自这里
赫鲁晓夫逐渐发现,他以前一直倡导的全面改革早已被一步步抛弃,而苏联的社会生活也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他从儿子那里得到了几本“禁书”,当看完其中一本小说《日瓦戈医生》后,却有些怆然地感慨道:“我们不该禁止它,里边并没有什么反苏言论。”赫鲁晓夫最喜欢的依然是散步,因为这会让他遇见一些旅行者,他总是喜欢停下脚步,和大家随便聊天。谈论的内容基本都是对往事的追忆,偶尔也就当下的国际时事发表一些评论。听众们自然听得津津有味,偶尔还会提出一些问题。赫鲁晓夫便愉快地回答他们,只是如果问题涉及到勃列日涅夫时,他便总是面带微笑地揶揄自己道:“我已经退休了,现在的工作只有散步,不负责评论。你们有健全的头脑,当然可以去辨别是非。”如果赫鲁晓夫不去回味曾经的历历往事,此刻的他便不会有如此多的心酸和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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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期间,玛丽莲·梦露受邀参加欢迎赫鲁晓夫的宴会
赫鲁晓夫结束了散步,有些蹒跚地回到家中。刚一进门便对迎出来的儿子感慨道:“我已经风烛残年了,在我死后,以往经的那些历史事件就会与我同去。当然,别人也许会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提那些往事。而我说的这些都是事实,虽然有些人希望我把这些事实一并带进坟墓,永远不要再见天日。虽然他们是有能力做到这一点的。但是,历史的真相是没人能彻底掩盖的,总有一天会拨云见日,重回人间。”赫鲁晓夫决定要开始写他的一本回忆录。其实,他的这个决定还与另外一个人有关。卫国战争期间,赫鲁晓夫和巴托夫将军曾经长期在一起并肩作战。可当他被人赶下台后,有人去找巴托夫将军追问一件战争时期的旧事:保卫斯大林格勒时,赫鲁晓夫一直在坚守斯大林格勒吗?巴托夫对这个问题表现出了明显的厌恶,他口气不善地回答说:我不知道赫鲁晓夫当时是否坚守在斯大林格勒,更不知道那场战争期间他干了些什么,一切都无可奉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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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
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赫鲁晓夫已经彻底被人遗忘了,虽然他对此并不十分在意。这天,赫鲁晓夫看到自己侍卫胸前佩戴了一枚奇特的徽章,侍卫对他说:“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5周年,每个参加过战争的红军军官都发下了一枚这样的荣誉徽章。”赫鲁晓夫听完只能一直呆看这枚徽章,久久沉默。很快,他的泪水涌出,心中已经了然:“人们已经彻底将他‘遗忘’了。“一枚侍卫的徽章竟深深地刺痛了赫鲁晓夫的心,他的自尊心已经严重受损。赫鲁晓夫的政敌们正愉快地做着落井下石的事,毫无顾忌地对他进行攻击和中伤。而赫鲁晓夫对此却不能用公开的方式予以澄清和反击,无奈中只好默默承受这不公平的一切。他有一台当时很先进的磁带录音机,于是决定用这件东西来完成自己口授回忆录的夙愿。他因此还通过儿子找来了丘吉尔和戴高乐回忆录,用它们来当做自己撰写回忆录的参考书。1966年8月,赫鲁晓夫开始正式撰写自己的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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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
在编写回忆录的最初阶段,赫鲁晓夫还在刻意回避克格勃安装在别墅里的那些窃听器。因此他只能在室外完成每天的工作,以至于在他的前期录音里经常会听到一些离奇的噪音。甚至有一次,一架飞机飞过了他的头顶,发出的噪音也被录进了磁带里。后来,他已经不再理会那些该死的窃听设备,因为他觉得自己的这件事不可能长期隐瞒下去。很快,他的回忆录终于引起了官方的注意,而这也让赫鲁晓夫开始为它们担心不已。他一边日复一日地撰写着回忆录,一边又时常会感到某种潜在的不安。在一次与儿子的谈话中,他有些绝望地说:”可能一切都是徒劳的,在我死后,他们就会拿走一切文字资料,要么彻底销毁,要么便彻底封存起来,外人是不会知道它们的去处的。“1967年的夏天,赫鲁晓夫仿佛真的已被彻底遗忘。但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名字却又被人重新提起,一家美国媒体计划给他拍摄一部传记影片,而这却恰恰是有些人绝对不能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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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勃列日涅夫
传记影片仅仅是一个微小的插曲,在这阵风波之后,赫鲁晓夫依然在坚持他的回忆录撰写。岂料,在1967年的冬天,中央监察委员会主任阿维德.帕尔什终于开始亲自向他施加政治压力。转年便来到1968年4月16日,也就是赫鲁晓夫生日的前一天。傍晚,赫鲁晓夫的心绪一直很杂乱,因为他刚刚被召去了中央,有人毫不客气地要求他立即停止回忆录的撰写,并交出已经完成的手稿。摆在赫鲁晓夫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是继续在国家别墅里享受着优越的生活,还是坚持保留自己撰写回忆录的权利?赫鲁晓夫的情绪多少有些激动,但却没有丝毫实际意义。他自我劝慰着,并渐渐使自己平静下来。在林边的一个长椅上,赫鲁晓夫无言地注视着远处的夕阳,看它渐渐隐没于林海的边缘。赫鲁晓夫显得是如此疲惫,脸色很暗淡,仿佛一下便老了10岁。良久之后,他忽然对身边的儿子说道:“哎!一群流氓,他们想让我跪地求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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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63年,马利诺夫斯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赫鲁晓夫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国家里根本找不到任何绝对安全的地方,更谈不上能够安全保存自己珍贵的手稿和录音。 因此,他决定去国外寻找一个安全之地。当然,这也是对那伙在苏联已经呼风唤雨之人的报复。他开始接洽一些有名望的海外出版商,准备在将来的某个适当时候出版回忆录。从此以后,赫鲁晓夫又恢复了以往一样平静的生活。每个清晨,他继续沿着小路,悠然地去树林边散步。1968年年底,他终于与一家国外出版商达成了出版意向。有人建议他将回忆录中涉及到某些军事秘密和当权者内幕的部分进行适当的删减,以免引起祸端,授人以柄。而这一次,一直以来都很强硬的赫鲁晓夫同志却欣然同意了。由于书稿需要经过漫长的旅途,才能被送到出版商手里。因此,他们极担心在转运过程中,书稿会被人调换,因为这本书中记录的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是如此的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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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退休”后的赫鲁晓夫
出版商为了防止受骗,要求赫鲁晓夫证明这部书稿的真实性。但是,苏联的客观环境又不能允许他直接与书商联系,因为这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情。后来,有位朋友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赫鲁晓夫有一次出访日内瓦,一位外国友人送给他两顶特别的帽子,其中一顶是黑红色,而另一顶则是鲜红色。出版商要求赫鲁晓夫戴着这两顶“怪里怪气”的帽子,拍摄两张照片,然后和书稿一起送去,以此来证明书稿作者真是那个赫鲁晓夫。这两顶帽子极其洋气,赫鲁晓夫坐在自己别墅前的一张长椅上,对儿子大声地喊道:“快!把我的帽子给我戴上,我要试试,看大小合适不。”赫鲁晓夫夫人看着正要戴上帽子的尼基塔先生,一脸惊奇地对他说道:“戴上这样的帽子,简直不像个样子,这真的能行吗?”赫鲁晓夫回答道:“怎么会不行呢?只是有点花哨而已。”一台照像机已经被架好,赫鲁晓夫便随手戴上其中一顶帽子,然后对儿子说道:“赶快来一张吧!正好我也想看看,究竟会是个什么模样。”“咔擦”一声后,他又迅速地拿起了另外一顶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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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赫鲁晓夫墓地
不久以后,外国出版商便收到了照片,照片上的尼基塔先生除了戴着花哨的帽子,嘴角还带着一点微笑,虽然笑容看起来稍有些勉强。就这样,赫鲁晓夫的回忆录终于出版了,并被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而赫鲁晓夫也终于完成了“退休”后的最大夙愿。转眼间便来到了1971年9月6日,赫鲁晓夫在这天心脏病复发了,他接受了医生的建议,开始住院进行治疗。在他去医院的路上,赫鲁晓夫还和司机开着玩笑,当汽车驶过一片玉米地时,他还刻意念叨着:“种得稀一点,收得就多一点。”然而,他的病情在住院后却急转直下,从此便再也没能回到家里。9月11日,曾经叱咤一时的赫鲁晓夫在沉寂之中死于莫斯科,终年77岁。在他去世之后,苏联各大媒体竟“默契”地没有发出讣告,也没有公布葬礼的时间和地点。他没有获得像其他苏联最高领导人一样的待遇,被葬入克里姆林宫红场墓园,只是葬在了新圣女修道院公墓。在葬礼举行那天,大量群众自发去为他送别,而这竟让勃列日涅夫不得不下令暂时关闭新圣女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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