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39年，一生婴儿的啼哭打破了慈庆宫的宁静，与其他的皇子皇孙没有什么不同，男婴的降生并没有对当时的后宫产生多大的震动。因为在皇帝和大臣们眼中，只有潜在的太子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天启二年这位刚满11岁的少年被封为信王，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一生可能会向其他皇族一样，在极致奢华的物质享受中度过枯燥无味的一生，不过上天却给他安排了另一条不同寻常的道路，一条他自己都不曾设想的道路，成为大明的皇帝。
说到这儿，我想大家已经猜到了今天故事的主角了，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明思宗朱由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崇祯皇帝。崇祯皇帝为一时古代诸多帝王中最具话题性且其富有争议的帝王之一，因为他身上有着太多的不一样。其中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历朝历代的末代皇帝往往都恶评如潮，无论是治国方略还是个人品行，绝大多数的末代皇帝都做得一塌糊涂，而崇祯在死后就受到了古代文人的一致好评。无论是《明史》中的评价，还是在清朝乃至近代的某些文人口中，崇祯都被塑造成了一个勤勉节俭，励精图治，想要力挽狂澜的圣主，这一点从他的谥号中就不难看出，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宏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皇帝，因此当我们了解崇祯在史书中的形象后，必然会更加疑惑这样一个皇帝是如何亲手葬送了大明王朝的。
在了解崇祯皇帝的执政方式之前，我们必须先了解一下他是在怎样的大环境下接受了最高权杖。公元1627年朱由检即皇帝位，此时的明王朝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生产关系严重的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土地兼并达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明末秦王在西安府的庄田就远在900倾上，9000岁魏忠贤的庄园占地也达100万亩，而在一般地主中多者千顷，小者亦不下五七百顷。
随着土地的集中，大批农民沦为佃户和奴仆，政府的压榨也越来越重。从万历46年起，加派辽饷，以后又有所谓的剿饷等，共加派了1670万两笔，政府的正赋还多出一倍，地主又用各种办法将负担转嫁给小农，小农轻则忍饥挨饿，重则家破人亡，另一方面万历年间张居正改革的巨大成果早已被挥霍一空，神宗连续21年不曾上朝，深居宫中声色犬马，纵情享乐，从皇帝到臣子无不贪财惜命，加上天启一朝，魏忠贤把持朝政，阉党祸乱天下，搞得朝廷上下乌烟瘴气，是明朝的官僚体系已经从根子里烂掉了。
人祸不已，天灾不断，从万历到崇祯年间，全国各地陷入了连年灾害之中，由于朝廷残酷的压榨和野蛮的政治压迫，社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无法抵御水灾、蝗灾、旱灾和瘟灾，造成了农村十室九空，甚至出现母烹其女，父子兄弟夫妻相食的现象，严重的天灾人祸很快就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大爆发。明末的农民起义遍及湖北、江西、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与之遥相呼应的，还有南方佃农的抗租斗争和奴仆暴斗以及城市的反对，矿税监的斗争，加之关外崛起的后金虎视眈眈随时准备趁你病要你命。
明朝气数将近的征兆已经在明显不过了，这时候别说是崇祯皇帝，就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也不可能让大明重回正轨，但我要说的是崇祯仍算得上是一位亡国之君，他说朝堂之上皆是亡国之臣，只是他人生中数次甩锅的其中一次罢了。
尽管刚刚继位的朱由检不过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就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除掉了当朝第一大毒瘤魏忠贤，并在后续的工作中逐渐扫清了阉党，如此傲人的政绩当然不应该被忽视，但崇祯在亲自处理政务之后的表现说是一塌糊涂，也毫不过分。
其一刚毙自用，独断专行
崇祯8年，五省总理卢象升和洪承畴合力剿匪，全歼闯王高迎祥主力骑兵，战功显赫，卢象升的主力属于骑兵，惯于在平原驰骋不善山地作战，当江北河南的各部农民军进入河南湖北边境的大山之中后，崇祯命其入山尽剿，因大山，骑兵无法施展，全靠步兵攀援，导致进度异常缓慢。
为此卢象升请求朝廷收回成命，但崇祯仍严令在5个月内荡平流寇，全然不听。又有陕西巡抚孙传庭足智多谋，能征善战，文韬武略兼备，曾于洪承畴东西夹击，俘获闯王高迎祥，重创李自成。就在剿匪大业即将成功之时，金军突破长城要塞，大举南下。
崇祯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把孙洪两部调离陕西战场，孙传庭本想据理力争主张趁此时机一鼓作气消灭起义军，但崇祯固执己见，结果是李自成得以逃脱而东山再起，数年围剿之功毁于一旦。心中愤懑不已的孙传廷以有耳疾为由不去上任，崇祯便派巡安欲使杨一儁核实，杨一儁回朝后称孙传廷并非托疾，但崇祯坚决认为杨一儁在包庇孙传廷，于是派锦衣卫将他们押送回京，致使一元大将无端受屈，入狱三年，最终贻误战机酿成了无法挽回的后果。
其二猜忌成性，患得患失
这一点从崇祯前无古人的用人方式便可看出，崇祯在位共17年，在这17年中首辅换了50位，据史料记载地在位17年，刑部易尚书17人，薛贞以阉党抵死，苏茂相半岁而罢，而且自帝继位以来，诛总督七人，17年里杀了7个总督，我们暂且不论其中是否有冤屈不该杀之人，有不该更换之人，如此频繁的官僚更替，上层的指令又如何得到实施，政策如何得以推行。朝中大员的升迁贬折乃至生死存亡，只在弹指一挥间，一切全民崇祯好恶决定，那满朝大臣最后剩下的就只能是阿谀奉承，欺上瞒下的庸碌之辈。
其三刻薄寡恩，残忍嗜杀
臣子剿匪，御敌有功时，极尽吝啬，不肯大加封赏，以资鼓励，稍有犯错便严惩不贷。明末大文豪张岱称他，焦于求治，刻与求财，渴于求人，骤于行法。以至17年之天下，三翻四复，夕改朝更，用人太骤，杀人太骤，一言合，则欲加诸膝。崇祯是否符合这样的评价？
我们举几个例子便可说明，兵部尚书孙承宗由于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失利，势力崇祯就认为他丧失辱国，罢免了孙承宗的官职，致使内忧外患日益加深，一发不可收拾，同为抗金名将，曾在宁远大街中重创努尔哈赤的原重患，崇祯却听信谗言，认定原重话语惊人似通，大米不到，将其凌之处死。陕西总兵贺人龙止盈是李自成的同乡，就被怀疑私下与李自成勾结而被处死，其余边关多辅偶有失败，丢弃称职者，不问西红皂白，就出于即兴的例子数不胜数。其次遇事推诿好担当，论推脱责任，崇祯皇帝一直是一把好手，崇祯15年松紧之战，明军战败，处在内外交会之中的皇上也明白，不可能两线作战，于是就想到了与今一合集中力量对付内部的农民起义，可被委以谈判重任的兵部尚书，陈新甲意外走了的风声，结果崇祯自己立刻翻脸不认人，在表明了自己的主张立场后将陈新甲处死。
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王朝在出现严重危机的时候有过难签成功的例子，唐宋两朝就是如此，崇祯皇帝并非没有想过难签，但为了保住自己的好名声，一直千口不言，最后他找到了陈演想让他替自己说个话，结果在转过天来的朝臣会议中，陈演绝可不抵南迁之事，妻的崇祯皇帝怒不可却毫无办法决定我做责任，你担，这样的君王又怎会有橙子愿意替他卖命。可当我们将视线回到崇祯皇帝的家庭，回顾朱由检人生历程，仿佛他的所有缺点似乎又变得可以理解。
朱由检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是万历的长子，却不是嫡出，万历最喜欢的孩子，乃是由郑贵妃所生的三皇子朱常洵，但在大臣们的据理力争之下，朱长洛还是在20岁的那一年被立为太子，不过仍然不受父皇的喜爱。万历43年，慈庆宫发生了著名的梃击岸，一陌生男子拿枣木棍闯宫，逢人便打，经审讯后，郑贵妃被怀疑是幕后主使，但最后也不了了之。
在此后19年的太子生活中，朱常洛生活诗意，精神苦闷，只是纵情酒色。光宗继位后，郑贵妃先是进贡美女，使得光宗因贪色而病倒，继而致使太监用大黄通利，这一热一冷的刺激下，使明光宗仅在一个月内便暴毙而亡。兄长朱由孝登基后，乳母客氏因害怕后宫嫔妃生下皇子，导致自己失宠，因此只要有人怀孕，客氏与魏忠贤便明里暗里下毒手。朱由校尽管生下不少皇子，但无一存活，因而朱由检才能即位。
在兄长诏其宫时，朝廷内外遍布魏忠贤的死党，极度的紧张与恐惧，导致朱由检一夜未眠，始终佩剑在身，连宫中的食物都不敢吃，只能自带干粮，这就是朱由检的成长环境。从孩提时代开始，他就生活在被冷落，被迫害、被猜忌的太子宫中，这种氛围几乎伴着他的整个童年，之后没有教给他的信任，没有教给他宽厚，生活使他变得多疑，寡恩，刚愎自用，他是一个有着严重性格缺陷的皇帝。换句话说，朱由检登基之时，既没有想好如何做好皇帝，也没有能力成为一个好皇帝。而他所谓的励精图治，宵衣旰食，最终也只能换来明朝的加速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