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二、“大拿”商代是神权与政权合一的社会，其政治活动的绝大部分内容都离不开宗教祭祀，“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由于政治制度尚不成熟，商王只能通过一系列占卜祭祀来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殷商较周代相比，是欠缺制度来规制民众的。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因此，如后代那样对妇女的限制亦未完全确立，因此，商代女性多有参政现象。而女性参政又多体现于占卜与祭祀。甲骨卜辞中有大量关于女性主持祭司的记录。譬如商王武丁的妃妇井，有记录“妇井宜于磬京， 妇井示五屯。即妇井亲自割肉为肴，准备占卜用的龟。在祛除病灾的仪式和求雨的祭祀活动中，也都有大量女性专职官员的参与，当时被称为“司”，掌管祭祀之事。从甲骨卜辞所记载的商代女性参与政治及宗教事务中，我们可以看到，商代的后妃及其他女性都可以参与国家政事，可以担任某些官职并掌握部分权力。殷商社会神权至上的性质，决定了其占卜祭祀的兴盛。无论战争、政事、婚丧之事，还是天文、病祸等，商王凡事都要占卜，以求上帝祖先的旨意，因此，巫师在社会中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商代不仅有男性巫者，还有大量女性巫者，这些女巫在殷商社会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这些女性巫者中，我们可以对商代女性地位有所了解。原始社会时期人人为巫可通神的“民神杂糅”的状态在早期国家初步形成之时已经不再利于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控制。因此，五帝时期颛顼“绝地天通”的宗教改革，确立了“民神不杂”的祭祀制度，使得祭祀天神的权力由统治者来专门掌控。这一状况到商代得以加强，商王通过“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 来达到其统治商民及其他方国的目的。祭祀占卜是其实行方式，而且女巫在宗教祭祀中是占有一席地位。《说文》云：“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女巫通过自身柔美的舞姿，以取悦神灵，因之求其降福。古代的巫，大多数都是女的，这多是母系社会的遗留。因为在母系社会时期，祭祀是由女人主持的。
甲骨文在商代尚残存有许多母系社会的遗存，存在女巫这一现象也是理所当然的。女巫的职能在于贞卜祭祀，《山海经·海外西经》 载：“女祭女戚在其北，戚操鱼，祭操俎。”女祭、女戚二人为主持祭祀活动的女巫，其社会地位应该不低。同样，卜辞中也有女巫主持祭祀活动的记载：“佑伐于黄尹,亦佑于蔑。其佑蔑暨伊尹。”此处的蔑是与伊尹共同主持祭祀的女性巫职人员，能够协同伊尹主持活动，说明其是有一定地位的。有学者认为武丁时期的贤相傅说也是一名女巫。《庄子·大宗师》及《楚辞·远游》所记载的傅说身死之后变为“傅说星”，且被后世尊为“后宫女巫”以祷祀求子。从中我们可以明确了解到商代女性巫职人员的情况。在商代，女巫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掌管职务也比较繁杂，对商代社会的宗教活动产生过重要影响。三、“家里有矿”、“女汉子”、“女文青”商代的女性在经济上也享有一定的权力，这表现在其可拥有领地、田产及能够参与农业生产活动上。商王之妻的“妇好”、“妇井”、“妇自”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及田产。其中，妇井不仅仅拥有自己的田产，还亲自躬耕，以求粮食的丰收。商王宫中的女人们，大多来自各地的血缘大家庭，或由之裂变而扩大的强宗大族，有的还来自周边方国，她们中持有领地领域者又通常属于商王朝基层地域组织，故其行为或出入往来的频繁程度往往成为商一时统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正因为这些商代贵族妇女因为拥有大量田产，才受到商王的尊重并拥有较为独立的地位与权力。商代除王畿由商王直接统治外, 王畿以外的地区由商王委派人员管理, 负责辖区内的各种事务。这种制度称之为封建。卜辞中反映的封建主要有诸子之封，诸妇之封，功臣之封，方国之封等形式。对诸妇的分封是商代封建的主要内容之一。诸妇与商代诸侯一样都住在王畿以外。他们在其封地内建立起邑。邑是先秦时期的一种社会组织, 是居民的聚居点,邑的规模有大有小。诸妇有封地,有自己的田产,故有自己的财富, 作为吉金的鼎、彝等铜器, 是重要的礼器,也往往成为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商代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 ，“戎”即战争，战争是商代重要的国事，维系着商王朝的安定及其与周边方国的关系，方国对商王朝的臣服与否，以军事斗争的胜败为前提。
商代青铜器（有点搞笑）在商代，方国大多数为从属于商王朝或为商王朝征服的国家，据统计，商王朝周边的方国大致有人方、土方、巴方、羌方、夷方等各方国，而甲骨卜辞中所见有关女性参与战争的条例也多涉及这几个方国。譬如商王武丁的妻子妇好，参与征伐商代的土方、巴方、羌方、夷方多处有记载。除了妇好、妇井外，另有一条卜辞是关于“遚妻邘”的记载。“遚妻邘”是一位大臣的妻子，担任边防守卫的职务，是一名女官，这名女官于九月辛卯日向商王上报土方入侵边境之事。在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随葬器物中，有两件大型钺和两件小型钺，钺身一面中部有铭‘妇好’二字。” 而铜钺在当时是王权与军权的象征，妇好墓中出土的铜钺则正好说明商代女性在军事中不可或缺的地位。除了贵族女性对军队的统帅权之外，平民女性也能够参与当时的军事活动。除了商王之妻参与征伐，其他担任边疆官吏及守卫的人员之妻子也要分担警卫之职，甚至商代可能有女性武装，而妇好所率领的战士可能为女兵。虽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来证明妇好的军队是否为女兵，但据考古发现，1958—1961 年出土的殷墟墓葬中有 9 名女性及 2 件铜戈，而 1983—1986 年安阳殷墟亦出土了一名女性墓葬，随葬器物有铜戈、陶爵等。另安阳孝民屯商代墓主亦为女性，其腹部放置石钺一件。这些资料说明，商代平民女性很可能也参与军事活动。商代女性积极参加军事活动，这是后代王朝所未见的情况，充分说明了商代女性军事地位的显著。商代政权与神权合一的情况下，其教育与科学文化亦处于宗教的控制之下，教育是宗教的附属。天文历法、 医学算卜及大量典籍和资料亦控制于巫史人员手中， 由于卜和记录所卜之事及其验否，都是巫人主持，所以，商代的文字，可以说是为巫这个集团掌握了。这就说明，巫史集团中的女性巫者们也能够获得相关知识，了解相关典籍，从而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干涉。
妇好四、“有故事的半边天”商代，女性地位虽与男性地位有所差异，但与后世历代女性地位相比，商代女性在社会生产及生活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商代女性地位较高的原因如下：首先，殷商时期虽是父系社会，却“犹保存母权时代之孑遗”。尽管商代已经进入了阶级社会，步入早期国家阶段，但其尚保留着母系社会的许多习俗，母权制在“父系的身份早已经确立或者至少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 。《史记·梁孝王世家》中之“殷道亲亲” ，即是商代尊重母权的反映，其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度也体现了母权制度的遗存。母权制社会中，女性地位是至尊无上的，这一制度在商代尚留有一丝残存，社会对于女性的认可与尊重受礼法制度侵染的程度还比较低。因此，商代的女性得以拥有较多的权利与自由，其社会地位也较后代要高。其次，商代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对待女性地位的看法。与周代以农为本的思想相反，商代的农业种植及生产水平低下，其社会中大多以畜牧生产为主。殷商遗存中有大量兽骨，其祭神所用牺牲数量众多，且甲骨文中所记与畜牧业有关之事也较丰富，说明商代的游牧习俗浓厚，在游牧民族中，妇女的责任及地位较之农耕民族中妇女要高，而且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商代，也需要女性更多地发挥自身的生产力，与男性共同创造社会财富，这使得商人重视女性的作用，而当时女性的地位也较高。最后，商代的社会制度较之后代尚不完善，尤其是对女性的限制上。商代尚未形成如西周宗法制一样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西周社会又鉴于“牝鸡之晨”导致商亡的教训，对女性严加约束，使女性地位迅速下降。而商代尚未形成这种严苛的制度，社会上歧视女性的观念也没有普及，以致女性有较大的自由，不仅可以从政，而且可以对社会经济、军事等各领域加以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