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武帝年间，有个名字叫作不准的盗墓贼，在汲郡搞了一笔大生意。他盗掘了一座战国时期的陵墓，其主人乃是魏襄王，战国时期魏国的第四任国君，信陵君魏无忌的爷爷。所以不准盗的乃是一座诸侯王陵，而且是战国时期雄踞一方的魏国王陵，比起后世的王侯含金量可以高太多。
王陵被盗后过了几天，官府才得到消息，匆匆派人赶到。然而，此时不准已经将墓室盗掘一空，留下一片狼藉。当地官府一边派人通缉捉拿盗墓贼不准，一边收拾王陵现场，对其进行保护性发掘，毕竟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没想到，还真有意外收获。当时官府在整理被盗墓地现场的时候，在墓室里面发现了许多被烧过的竹简残片，上面都刻有文字，且皆为古文。这可不得了，对于盗墓贼来说，他们更为看重墓中的陪葬财物。而对于专业的史官来说，里面带有文字记录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
当地官员也意识到，这些竹简应该是有价值的历史文献，于是将情况上报给了朝廷。当时的晋武帝对此非常重视，立即组织人手清理发掘墓中竹简，并且派出了一个非常专业且权威的考古团队，参与竹简的整理以及释读工作。
这个团队的负责人是荀勖与和峤，二人在当时分任中书监和中书令，相当于皇帝的秘书，掌管宫内的图书机要。而团队成员们则就更厉害了，文坛名宿束皙、史圈大佬傅瓒、书法名家卫恒……几乎是汇集当了相关圈子里面的高手大家。
而经过他们的整理和解读，最后确定这批竹简应该是一部官方史书，或者说历史资料。由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整理或编撰，记录了大量的先秦历史。当时傅瓒他们将这批史料，以当时的文字考订释意，按年编次，最后得到了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由于竹简出土于汲郡古墓，所以也称《汲冢纪年》。
昔日秦国统一天下，秦始皇收六国编史于秦王宫，后遭项羽一把火给烧掉了。当然，也有说法称，当初秦始皇收书之后，便发布《焚书令》，全数烧之。不过，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是谁烧的，因为结果都一样。那就是秦朝灭亡后，几乎没有先秦史籍传世了，而《竹书纪年》的出现则是弥补了这一空白。
作为魏襄王时代的史书，其成书时间比司马迁著的《史记》还要早二百多年。在这段时间里，各国湮灭，大火肆虐，先秦史料遗失殆尽。很显然，司马迁的史料来源，无论可信度还是丰富程度，都不如《竹书纪年》。
所以，《竹书纪年》应该是有着很高的历史研究价值的，尤其是在先秦历史这一块，堪称权威。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部书却被史学界批为异端，为历史主流所不容，甚至于一度被禁。
究其原因，乃是《竹书纪年》所载的内容过于颠覆，其在许多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上，都和以《史记》为代表的主流史书大相径庭。
比如《史记》中的尧舜禅让，在《竹书纪年》里面却成了政变篡位：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舜放尧于平阳。舜囚尧，复偃塞丹朱（尧的儿子），使不与父相见也。
其大致意思就是，舜把尧囚禁起来，然而抢了他的位置。后来又流放了尧，还不让尧的儿子朱丹去见他。同样，后面的舜禅让给禹，也是一场政变。当初舜夺取政权之后，开始铲除异己，禹的父亲鲧与其他几位尧时代的老人，惨遭杀害，还被安上了“四凶”的名头。禹为父报仇，据夏地抗击舜，最终将其击败，并将其流放苍梧。
再比如《史记》中为臣之典范的古代先贤伊尹，其辅佐太甲治国，用心良苦。商王太甲本是暴君，伊尹将其流放，令其改过自新。七年后，太甲劳改完毕，伊尹还政于太甲，继续为其效力。在《竹书纪年》中，伊尹却成了一位篡位权臣，他流放商王太甲自立，后来被太甲所杀。“仲壬崩，伊尹乃放太甲於桐，而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
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几乎是将后世人印象中的古代先贤们给来了一次大换脸，而我们所津津乐道的道德典范，也都成了一个个阴谋故事。满篇的“囚”与“杀”，将那些人们称颂赞扬的道德典范，变成了一个个自私自利的现实争斗，为后人展现了一个充满了血腥和阴谋的上古时代。这不仅仅是对在颠覆主流的历史认知，更是在否定现行的道德传统。
《史记》所代表的主流观点，乃是宣扬先贤们的道德礼制。而《竹书纪年》所表现出来的观点，则是在毫无保留的表现权谋欲望。这并不符合儒家思想，自然会遭到作为主流的儒家历史学派的否定。
不过话说回来，虽说《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些颠覆三观，但从人性、逻辑的角度来讲，却又合情合理。以尧舜禹禅让为例，在那个文明初建的上古时代，人们缺乏生产物资、没有道德约束。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才应该是主旋律。然而在《史记》中，他们智慧、儒雅、高尚，道德水平远胜于后人，这本身就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难道人类的发展倒退了，从文明走向了野蛮，由儒雅走向了血腥？
当然了，仅仅以所谓人性逻辑，不足以证明《竹书纪年》不是“伪史”，更不足以推翻《史记》的观点。
因为《竹书纪年》本身就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其在出土之后，有过数次的遗失、编撰，再加上主流史学派的排挤，不为人所知。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已经不是卫恒他们考证整理的原始初稿，而是多方整理后修订版本，里面到底有着原本《竹书纪年》的几分内容，不得而知。
此外，《竹书纪年》的立意动机也值得怀疑，因为其出自战国时期的魏国。魏国得立，本身就是依靠以下犯上，所谓三家分晋，其实就是晋国的赵魏韩三卿瓜分了自家主上的地盘。按照传统礼制，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简而言之就是得国不正。从这个角度来看，《竹书纪年》的反乌托邦，很可能就是魏国史官为了宣扬篡位犯上的合法性。
当然了，对于《竹书纪年》，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认为是法家史学派的代表作。咱们都知道，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各派都在为自己的思想学说寻找依据。法家宣扬“人臣太贵，必易主位”，认为君主必须加强集权，否则即使再贤能，也会有被推翻的危险。这正好与《竹书纪年》的一些记载不谋而合。
事实上，像《竹书纪年》里面的内容，在战国时期的法家学派里面，是有着较大市场的。比如《韩非子·说疑》就曾记载。《韩非子·说疑》：“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
三晋本为法家起源之地，那么《竹书纪年》作者倾向篡夺也不足为怪了。所以，我们也有理由怀疑，《竹书纪年》所记载的历史，乃是为了宣扬法家学说而存在。如此一来，想要用《竹书纪年》去推翻《史记》，就有些站不住脚了。毕竟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你信法家的学说，凭什么不信儒家？
说到这里，倒是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没有确定证据之前，孰是孰非，只能见仁见智了。